《无欲苦参禅》

儒家文化知多少

若是被人问到懂儒学或儒家经典吗？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我想大多数人一时还真难以回答。

讲礼。

在古代，礼是儒家先贤为君权创立的规则和法律。它浓缩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和二十四史的精华。古人生活在礼中。在家，夫妻相敬如宾、子女尽责尽孝；出门，亲朋好友互相以礼相待；上朝公务，则君臣等级分明、礼节规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的精神较长时间贯彻于中国古代社会中，而礼所具备的自我纠正功能和权威效力，使得古代社会较长时间维持在和谐运转中。在古代，失礼是件很严重的事情，有时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在皇上面前失礼，通常是要被拉到午门候斩的。礼在儒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推动古代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

爱国。

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提倡“孝亲敬祖”、“忠君报国”，其中都包含了爱国思想。儒家的爱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培育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为中华民族大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儒家关于“大一统”的政治主张,铸成了中华民族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心理。儒家推崇的“志气”“节操”,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献身精神。屈原、苏武、辛弃疾、岳飞和李清照等一批批中华儿女“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的名字因其爱国行为而永远闪亮在历史的夜空中。在儒家爱国思想的哺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爱国主义传统正在升华为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大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尚教。

尚教即注重教育。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生前非常注重教育，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孔子尚教，使儒家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广为流传。其教育特点是德才并重，既加强道德教育也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道德修养。以“仁”为总原则，提出孝、悌、忠、信、勤、义、勇、敬、诚、恕、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等一系列具体概念。在这些概念下产生的许多观点，至今仍闪烁着德育思想的光芒。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天下为公”等思想和精神；二是文献知识。

孔子主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经）”教授学生。其思想观点集中于其弟子编撰的《论语》中。有人认为，后人通过学习之，则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三是体育技能的锻炼。在孔子教授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射”是射箭，“御”是驾车，即属此类，而六艺是当时儒学对士阶层的基本要求。

孔子对教育的执著研究，推崇“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教育思想，使注重教育成为儒学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讲礼、爱国和尚教，构成了儒学的三驾马车，驱动着中国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儒学重启，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