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欲苦参禅》历代文化学者为什么多修禅信佛
(2022-03-23 07: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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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欲苦参禅》
历代文化学者为什么多修禅信佛
我这里要说的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曾在1985年和1991年两度被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提名为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担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18年之久。领导香港理工大学在多项领域及科学研究上处于世界前列。
他也是一位精进的佛弟子,以科学家和教育家的视野,融传统《心经》智慧于当代人生和现代管理,“心经与生活智慧”及“心经与现代管理”等系列著作引发了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中青年知识人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对佛教文化及智慧的关注。
他就是当了三届(十五年)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理工大学荣休校长,潘宗光教授。
当科学家遇见佛教。这是潘宗光访谈录:“曾经有很多人问过我,作为科学家,又是大学校长,你为什么信奉佛教?”
“我常常想,如果我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可能就没有人提出这个疑问。这反映人们对佛教仍然不大理解。甚至有人会认为佛教是不科学的、消极的、甚至迷信的。”
“通过多年来的学佛,我深刻体会到,佛教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门深奥渊博的哲学。‘佛’是觉悟了的人,他不是造物主,也不是主宰万物的神,他是众生最优秀的导师。”
作为一位理性的科学家,潘宗光皈依佛门,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亦非退休后修身养性的寄托,而是长期思考体验的必然。
“我真正走近佛教,了解佛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1年,潘宗光受聘担任香港理工大学校长。第二年,他在偶然之间发现桌上有一张佛学会的讲座通知,刚好那天晚上他有时间,便应邀前去听讲。“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佛教。做讲座的是一位学佛多年的陈家宝医生。他从医生治身和佛家治心入手,讲得非常好,非常有道理。我听了以后有非常大的震动,觉得和自己的思维想法很近。”
从此,潘宗光埋头于经书之中,潜心研读佛经。他去“明珠佛学会”听“佛学初阶”,去“普明佛学会”听佛学系统讲座,“各种初级班,中级班,都去听。”他就像遇到一个科学新发现,一心要去了解它、掌握它、证明它。
作为一位佛弟子,潘宗光还有一个心愿。“精进修行,有一个安乐自在的心,有一个安乐自在的人生。同时也希望真的在临终时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佛经的文体与普通书籍有所小同,其中最显著的是佛经既小用之、乎、者、也、矣等字,也小用绮丽的词句,同时佛经中小仅倒装文法很多,而且形容词,重煤语和同格的词句也小少,尤其在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小管是诗体的褐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皆兼有之。
自六朝至两宋,佛学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与僧侣结交,诗歌创作受到佛教很深的影响,著名诗人土维、自居易、柳宗元等人就崇信佛教,他们的很多作品寓佛理禅意于其中。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当然毒害了人民的思想,消耗了社会的财富,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也必须看到,佛教的流传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它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例可以证明:
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
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
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
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
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干高原)石窟艺术为代表,均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前者以雕塑著称,后者以壁画闻名。
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其影响路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造象也模拟了中国人的形象,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世艺术的某些特点。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大大发达起来,出现了象吴道子著名的宗教画家。在表现手法上,释迦牟尼在印度的生活,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下,使中国人在感觉上更为接近和亲切。
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教、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
又如“当头一棒”、“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清规戒律”、“想入非非”、“现身说法”、“恍然大悟”、“火烧眉头”、“菩萨心肠”等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的影响。佛教主张离尘出世,因而寺庙建筑大多在幽深的山林里,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千百年来,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信佛、拜佛、敬佛和护佛的需要,花费大量的资财,人工建造了无数的石窟、佛像、佛塔和佛寺,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
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的,概括起来有:佛教四大名山即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
佛教四在禅林,指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寺。
三大石窟艺术,指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十大坐佛,这里指单独营造的石刻大佛,位于石窟中的不计在内,这类大佛多依山而凿。四大卧佛,多为岩石开凿,也有木胎泥塑。
两大木佛,一般取站立姿势。两大铜像,一是西藏喀则市扎什布寺未来佛,二是河北正定县隆兴寺铜菩萨,为千眼千手观音菩萨。
一部金版《大藏经》。一处石经山,这又是一处国宝,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以石刻佛经闻名于世,故名“石经山”。
一枚佛指灵骨,1987年6月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是地宫内发现,这是世界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这些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均集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都打上了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烙印。
综上所述,证明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化的佛教已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