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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富弼君子之交君子之诤和而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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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贵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又云,“君子和而不同”。相比较而言,“淡如水”好办,无非是不尚浮华,重义轻利,贫而不谄,富而不矜。“和而不同”就有些难度了,难在分寸不好把握。因为即便是好友,也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忽略不计,倘若碰到大是大非,放弃立场,随声附和,就算不上君子;而各抒己见,相持不下,又会伤了和气,双方的友情还能延续下去吗?
宋仁宗天禧五年至天圣四年,范仲淹在泰州地区任职。其间,因与监管酒税官员富言有来往,认识了随父来泰州读书的富弼。这位二十出头的洛阳才子,尽管饱读诗书,提笔成文,胸有沟壑,豪爽大度,却还只是个茂才(茂才:和秀才同义,东汉时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后来有时也称秀才为茂才)。时年三十五岁的范仲淹,一见之下,颇为惊讶,觉得他资质不凡,将来必有大成。于是便揣着他的文章,去见御史中丞晏殊,郑重推荐说:“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举于朝而用之。”晏殊向以知人闻名于世,看罢文稿,颇为称许,听说他尚未婚配,恰合东床之选,就托范仲淹从中作伐,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富弼。
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颁诏制举特科。范仲淹对富弼说:你当以此进身,并荐他为茂材异等。经范仲淹指点和激励,富弼得以入彀,授为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自此步入仕途,并与范仲淹结成忘年之交。富弼比范仲淹小十几岁,向以父辈尊称。他们“相勖以忠,相劝以义”,在报效国家、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亦同僚的关系。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革新人士,因遭贵族官僚利益代表人物的构陷和挤压,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富弼外放京东西路任安抚使,知郓州。后来,山东一带多有匪患,由于官兵不敌,有些地方官只好采取绥靖策略招抚。朝廷派员下来追究,范仲淹坐镇处理。富弼秉性耿介,嫉恶如仇,遇事仗义执言,从不盲从他人,即便见天子亦如此。他认为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论罪当诛。范仲淹说:你有所不知,土匪势强,啸聚山林,难以围剿,地方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百姓白白受苦,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富弼不以为然,脸红脖子粗地与范仲淹争吵起来。旁人觉得富弼意气用事,有些过分了,纷纷劝他说,你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富弼回答说:我同范先生乃君子之交,先生看重我,是因为我有独立见解,并非让我诸事随声附和,我怎能因私恩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富弼之所以能在范仲淹面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已与范仲淹达成高度默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友情,范仲淹抱病由青州赴颍州任职,途经徐州时不幸病卒,远在蔡州的富弼不能亲往吊唁,满怀至诚之心、感恩之情写下了《祭范文正公文》和《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范仲淹与富弼,既是和衷共济的好友,也是莫逆之交的诤友,并能一以贯之,始终不渝,不仅备受时人推崇,而且深受后人赞赏,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官实践“和而不同”政治理念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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