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与书院

　　你若留意便会发现，在我国古代传奇故事、话本小说中，经常会有书生借住寺院读书的描述。如《西厢记》里的张生、《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儒林外史》里的牛布衣等。翻开《聊斋志异》，其中借读寺庙的书生就更多了。如《绿衣女》里的於璟、《聂小倩》里的宁采臣、《鲁公女》里的张於旦等。
　　《绿衣女》中那个益都书生于璟，寄读的宝刹叫醴泉寺，就在蒲松龄的家乡山东淄州。巧的是，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年轻时也曾借读於此。可见，蒲松龄的聊斋并非纯属虚构，或多或少总有生活背景。他笔下那个能记三生的汪可受，作秀才时读书僧寺，万历八年有个进士也叫汪可受，且身世略同。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大都是作者对客观社会理性观察後的感性投射。就是说，文学形象的魂魄在人间，即便漫溢着神气、仙气、鬼气，总也脱不了人气。在我国文化教育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唐宋及其以後若干年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唐代的狄仁杰、段文昌，南朝的刘勰、北宋的范仲淹、周敦颐，明代的张元忭、汪可受等，其早期自学生涯都曾在寺院度过。据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统计，唐代仅「以取功名为职志」、寓居山林寺院习业的士人当在200人以上。严先生认为，「读书山林寺院，论学会友，蔚为风尚，及学成乃出应试以求闻达，而宰相大臣、朝野名师亦多出其中」。亦如南怀瑾先生所言：「唐宋时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大都是寄居僧寺读书，例如邺侯李泌等辈，为数确也不少。」那麽，这些文人士子为何要选择寺院读书呢？这当然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有关，同时也与寺院的顺俗化倾向有关。
　　寺院源於印度，汉代传入中国，北魏开始兴盛，南北朝时蔚成风气。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到得唐代，寺院数量骤增，据《唐会要》、《唐六典》、《旧唐书》等古籍记载，唐玄宗时，全国有寺院5338所。寺院建制和规模更为恢宏，开放、顺俗的倾向更为明显，在弘法利生、刻经藏书等主要功能之外，还兼有艺术鉴赏、题咏寄情、观光游乐、庙会庆典、民俗展演等世俗功能。这样一来，寺院就不只是弘扬佛法的梵宫宝殿，同时也是士庶毕至、少长咸集的社会文化活动场所，从而拓展为集多功能於一宇的宗教文化殿堂。
　　有规模的寺院，不仅占尽山林胜境，拥有大量田产，而且建筑美轮美奂、壁画生动绮丽、雕塑奇绝传神、藏书丰富多彩、碑铭古朴典雅、楹联文采飞动，若再有一二得道高僧住持其中，可以问经参禅、相与酬答，就更有吸引力了。踏入山门剃度受戒的僧人，不仅仅是为了解脱世俗烦缠，而是把出家修行看作追求内心宁静的历练，把念佛参禅看作探究生命超拔的灵智学问。至於那些得道高僧，不仅熟谙佛家经典，领悟禅宗玄妙，精通丛林智慧，而且於诗文雅趣上也颇有建树，可以说是穿着袈裟、捻着佛珠的文人，甚至是诗书画领域的高手。有资料显示，南朝佛教兴盛，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多为僧徒，且兼通经史，工诗文，善书画，贵族平民皆尊仰之。
　　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的文人士子对山林情有独锺，与寺院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往来寺院，大多不是为了修行，而是出於文化方面的需要，或是游览观瞻，或是听经礼佛，或是吃茶品茗，或是诗文唱和，或是寄宿读书。唐代以降，文人士子往来山林的风气日盛，并多有寄宿、寓居寺院的经历。王栋梁先生曾对《全唐诗》中寄宿寺院的题材进行过初步统计，仅含有「宿寺」、「宿僧房」字样的诗作就有240余首，涉及100多位诗人。宋之问、王维、王昌龄、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杜牧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大诗人，都写过「宿寺诗」。颜真卿曾云「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白居易自称「山寺每游多寄宿」，王建「喜欢得伴山僧宿」。由此可知，寓居寺院几乎成为唐代文人的一种普遍习尚。
　　成名後的文人出入山林寺院，有的是旅途暂住，有的则是专程体验。在寺院中题壁留诗，既是展露才华、抒怀明志的需要，也是以诗会友、交流心得的需要，一度成为古代文人的一大雅好。对於囊中羞涩的白衣秀士来说，借读寺院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在开科取士的年代里，读书如同修行，为了求取诱人的「正果」，苦读寒窗也就在所不惜了。科举大门的洞开，使大批寒士有了与贵族相对平等的竞争机遇，有了改变命运的进身之阶。但是，他们毕竟身居下层，有不少人甚至一贫如洗，既无缘修业官学，也无力延师教读或从塾师读，为求取功名计，总要有个习业之所。山林寺院的存在，恰恰为穷困书生提供了一个免费食宿、取读藏书的好去处，既省却了资费之忧，又能远离尘嚣，正好专心读书。想当年，不知有多少贫寒之士，通过寺院这块宝地走上科举之路，进而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朝野才俊。由是观之，寺院对读书人免费开放，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更重要的，寺院的这一教育功能，还为後来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模型。
　　寺院与书院，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之间大有渊源。严耕望先生曾详细考证了终南山、华山、嵩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庐山、衡山、罗浮山、九华山、慧山及长安、蜀中、淮南、浙东、浙西、会稽、敦煌等地的文教状况，提出了「书院制度乃由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的观点。许倬云先生认为，「唐朝儒生学者有借住寺院读书的风气，一则费用省，二则环境清静。後来儒生自己组织书院，大率沿袭寺院传统，书院的主讲人称为『山长』，即是山林本色。宋人书院甚至有沿用佛寺『方丈』的名词者，更显示佛教寺院的旧惯」。书院之名虽然早在唐代就有，但当时只是官方藏书、校书之所，其性质相当於皇家图书馆，不具备教育讲学功能，宋代以後才开始成为相对独立於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而这一教研模式的兴起，则是以寺院教育为模型的。比如书院的选址，同样是在幽深清净的山林之中。建成较早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即是如此。再如教授方式，同样是门户开放基础上的自由讲学，使学生有机会聆听来自不同学派大师的见解。朱熹担任白鹿洞书院山长时，曾专门请来心学家陆九渊，以《论语》中的义利观为讲题，讲得十分生动，许多学生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丛林智慧讲究自修、顿悟，书院教育同样也注重学生的自学能力。北宋时已形成十余所知名书院，最盛时不下二百余所，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附注：本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2014年12月16日文汇园副刊，责任编辑张旭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