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发表:名著与名妓
(2014-01-21 11: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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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著杂谈 |
王兆贵
小时候听书、看戏,一上来就想知道哪是好人,哪是坏蛋。对这边的人马与那边的人马,也要分得一清二楚。其实,好人这个概念很笼统,尽管也有公认的标准,但论及具体的人和事,就不是一个字眼所能说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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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四川好人》中,三位神仙下凡来到人间,最终遇到的唯一好人,却是一名在世人眼中不是好人的妓女沈黛。而且,当沈黛秉持本性做好人时,其处境举步维艰;当沈黛假扮表哥做恶人时,其生计兴旺发达。布莱希特揭示的这一反常社会现象,让我们得以窥见人性中常见的通病,从而领略到什么叫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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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古典文学名著中的风尘女子。如,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雨果笔下的芳汀,巴尔扎克笔下的艾丝苔,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以及蒋防笔下的霍小玉,白行简笔下的李娃,关汉卿笔下的赵盼儿,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等。这些风华绝代的名妓,都是中外古典文学名篇中的正面人物,即所谓的「好人」。她们不仅知书达礼,多才多艺,而且有情有义有担当,名气之大,影响之广,不亚于同时代的英雄豪杰和文化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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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说,诗词作品中描述青楼女子的篇章也很多。有人统计,在将近五万首《全唐诗》中,有关妓女的就有两千多首。至于在通俗文学和影视剧作中,塑造出来的妓女形象就更多了。有些青楼女子的形象并非完全虚构,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是经过了文学加工。像薛涛、苏小小、李师师、梁红玉、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艺妓,不仅见诸稗官野史、诗文名篇,有的还被写入正史。像苏三、杜十娘等众多名妓,不见得真有其人,但通过小说、戏曲、鼓词、评书等形式的推演,已经成为充满灵性的鲜活形象,深入民间,家喻户晓,至今仍在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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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名妓与名著似乎有不解之缘。名著因名妓而添彩,名妓因名著而流芳,很难说是名妓成就了名著,还是名著成就了名妓。按理说,风月场上羞言德操,卖笑生涯有伤风化,尽管沦落风尘亦属无奈,但终究不是正途,更不值得颂扬。楚馆秦楼、勾栏瓦肆、花街柳巷等这些处所合称,原本是指歌舞场,渐渐地有些暧昧起来,变成了风月场的代名词。这种概念递换所透逸出来的信息,给人以奢华堕落的负面印象。那么,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客观反映和审美体验的典型再现,文学艺术作品为何特别青睐青楼中人,而人们也津津乐道于青楼文化?其实,这里蕴涵着深刻的人文世相,也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和审美价值取向,远不是「情色至上」这一狭隘观念所能涵盖和诠释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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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之前,青楼女子并非都是单纯卖笑的,她们中的翘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是具有较高文学艺术素养和雅兴的才女。有学者考据,唐代名妓几乎没有不懂诗的,能写诗的很多,诗写得好的也不乏其人。全唐诗中就有不少是名妓的诗作。文人雅士流连于歌榭青楼,尽管也要花费银两,但却并非完全为了追逐鱼水之欢,也是出于欣赏才艺、诗酒唱和、社会交际等精神生活的需要。贺绍俊教授认为,青楼似乎是古代文人除了庙堂、家庭、江湖以外必不可少的精神寄托之所,少了青楼文学,传统的文学大概就少了很多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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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学艺术创作的母题离不开人类的基本行为,饮食男女、爱恨情仇、荣辱兴衰、人情世故、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等这些生命中必须承受的喜怒哀乐,最能激发作者的创作冲动和读者的情感共鸣,而青楼这样一个特殊空间、妓女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则能把上述普世情愫有机地聚合到一起,使之成为上演人间悲喜剧的最佳舞台。经过文人的采集和加工,反映到作品中,这些情愫演绎出来的故事更加人性化,更加趣味化,戏剧冲突更加强烈;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典型,情感纠葛更加曲折,因而也就更加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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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浊的土壤并不排斥正直善良的种子,泥淖中往往会有异卉奇葩绽放。名著中的名妓,有不少还担承着忠贞爱情的守护者、炎凉世态的批判者、社会良知的推动者等匡时救弊的使命。余秋雨先生在《西湖梦》中,针对历代文人仰慕苏小小现象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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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本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2014年1月21日文汇园副刊,责编张旭婕。中新网、凤凰网、张家口市民网、道客巴巴、安丰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