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耻与世人同

　　近年来，关于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抨击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抄袭行为不仅存在于学术领域，在报刊杂志上也时有发生。据网友们揭发，有些人把别人网上的帖子或是已发表的稿件克隆下来，改头换面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别处发表，以赚取稿费。对于窃取他人稿件的“惯犯”，被网友们叫作“文贼”、“剽客”，有些网友还自发地评出了中国“四大剽客”。

        甚荒唐的是，竟然还有人出面，为抄袭行为进行辩解，含蓄地称之为“过度引用”。众所周知，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的行为，与偷窃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与模仿、引用还是有严格区别的。初涉文途的人，免不了参照范文，从模仿起步，但不能止于模仿，更不能以模仿代替创作，要学会说自己的话，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修文治学的人，有时也需要旁征博引，征引目的是为了佐证自己的立论，使自己的文章更具说服力。引用他人的著述，一是要尊重他人劳动，注明出处，二是要深入阐发，化为自己的文思，生发出新的创意。鲁迅曾提倡过“拿来主义”，这“拿来主义”是把他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而不是据为己有。

　　追溯起来，抄袭现象自古有之，中外皆然，并不鲜见，也并不奇怪。不过，在从前，因为没有今天这样瞬息间通达天下的传播条件，抄袭现象也没这么严重；因为没有今天这样明朗的版权意识，人们对抄袭者比较客气，委婉地把这种人称之为“文抄公”。客气归客气，嘲讽的言论却也从未止息过。据《大唐新语》记载，枣强县尉张怀庆，喜好偷搬名人诗句，改头换面，拼凑成自己的作品，以混充风雅，被人戏谑为“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自此而后，这句话便成了抄袭他人作品者的生动写照。
　　在我国古代，但凡有作为的文人，大多主张自出机杼、别开生面，对那些生吞活剥他人著述的现象，一向耻于挂齿。北魏祖莹，以才名拜太学博士，累迁国子祭酒，精通金石雅乐，以文学见重。他曾经对人说：“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南宋戴复古说：“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类似的话语，我们在西晋陆机、中唐韩愈、北宋苏轼等名家的文稿中都能看到。古人不仅反对抄袭和剽窃，就连依样画葫芦的模仿也不赞成。清代黄宗羲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陆机则更谨慎，他在《文赋》中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衍义，亦虽爱而必捐。”意思是说，即便出于自己的创意，仍要戒惧此前有无先例，倘若发现雷同，落入他人窠臼，宁肯割爱也在所不惜。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不仅在政事上主张变法图新，在文章上也主张立异标新。他也认为，文章当别出心裁，倘与别人趋同，就是世俗之作，留它不得。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时，有一次刘贡父来访，正碰上他用餐，门人就把贡父领进书房侯见。贡父见砚台下压着一叠关于论兵的书稿，就随手翻了翻。贡父记忆力很强，看过的文章基本上能过目不忘。看完之后，便放回原处，踱出书房，转到廊下等候。饭罢，王安石请刘贡父到书房叙谈。寒暄数语后，王安石问他近来在写什么文章。刘贡父平素喜欢玩笑，于是就说，也没什么，不过写了一篇《论兵》，还没完稿，容后请您指教。王安石一听书名与自己相同，颇为诧异，忙问他写了些什么内容。事已至此，贡父又不便直说，只好把刚才看过的大概复述了一通。王安石听后良久无语，随后便把砚台下的那篇书稿抽出毁掉了。
　　在有建树、有成就的我国古代文人中，像王安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这种“为文耻于世人同”的治学精神，熏陶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于今仍然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如果我们连趋同都能怵惕和戒惧，又怎么会发生抄袭、剽窃之类的丑闻呢？

    附注：本文发表在《大公报》2009年9月20日大公园，作者王兆贵，编辑孙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