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私房钱”

　　有道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一国之君的财富，难道说还有公库与私库之别吗？据历史记载看，不能说所有的朝代尽皆如此，但有些朝代确实如此。
　　魏文侯的私人库房失火了。为表哀伤，他白衣素装，五天不上正殿。臣子们纷纷前来慰问，唯独不见公子成父的人影。恢复临朝时，成父却进殿向文侯道喜：听说您的库房烧掉了，真是件大好事啊！文侯忿然作色说，那库房是我藏宝的地方，今被火焚，你不来宽慰我也罢了，还来祝贺，你是什么意思啊？！成父答道，我听说天子把国家视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候把领地看着收藏财富的仓库。若藏得不是地方，即便不遭天灾也会招致人祸。眼下并没有发生人祸，不过是烧了一把火而已，难道不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吗？文侯叹了口气说，是好事！
　　公子成父这家伙，也真够刁钻的，竟然拿国君的灾祸寻开心。这种作弄人的把戏，聪明固然聪明，吉凶却也难测。如果换了时空或对象，恐怕就不好玩了。万一碰上计较君臣纲常又不喜幽默的主儿，后边的话来不及说完就被拿下，就很难说了。
　　不过，从这段记述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两个历史概念。一是所谓“藏富于民”，这曾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处理国家与人民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至于各朝各代究竟贯彻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这里姑且不论。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供帝王享用的私人宝库，后来被称作“内帑”、“内库”。通俗地说，就是帝王储藏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贵重资财的仓库，类似今人所谓的“小金库”或“私房钱”。
　　国库与皇室钱财分而治之，在秦代就有先例。掌管仓廩钱谷即国家财政的，称作大司农；掌管皇室收支即内廷财政的，称作少府。不过那时虽有名目，但公私分理的组织体制却并未形成。到了承袭秦制的汉代，国库与内廷的财务管理机构，基本上各自独立开来，权限的界定也比较严格。国库的财政来源，是按一定的税率在全国征收的田税，主要用于行政和军费以及官吏薪俸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内廷的财政来源，靠的是田地之外的山海池泽、盐铁矿产、商贩课税以及封地纳贡等方面的收入，主要用于供养皇室的开支和封赏。
　　到了唐代，秦汉以来皇室财务和国家财务的分离已成定制，并对这两部分财政的比重关系作了调整，皇室也不再象秦汉那样有完全独立的收入，而是主要由国库按一定数量定时拨付，使国家能对整个赋税收入进行统一的预算编制和出纳管理。这种规制，一直延续到清朝。譬如，明朝万历初年，皇室年度费用约占岁入的30％，清代道光年间，内廷开销比重更低。本来每年至少要40万两银子才能支应得开皇室经费，清宣宗将其降至20万两，以至入不敷出，只好带头过紧日子。
　　有了这样的区分，至少可以限制皇室对天下财富的私人占有和支配权，使之控制在相对有度的开销内。大司农手上的钱财，必须符合规定的用途并要履行一定的手续方能支取，不是皇帝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明朝皇帝朱翊钧，因为有张居正把关，甚至连私库的银子都很难动用。有轶事说，那个穿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因内务府不肯通融，连一碗片汤都没吃成。另外，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穷奢极欲。相比较而言，汉文帝、隋文帝、宋孝宗、明思宗、梁武帝、清宣宗等，就被后世称为节俭的皇帝。汉文帝刘恒一生注重简朴，躬修节俭。他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平时穿戴都是粗糙黑丝做的衣服。
　　历史教科书的好处是，断代分明，脉络清晰，为我们提供了简洁而又统一的历史范本。惟其如此，在形式上只能抓住梗概去枝蔓，在内容上只能择其要者而选之，有许多历史细节被忽略了。记述帝王，必定是开国之君、守成之君、亡国之君；说到僚属，不外乎忠臣、诤臣、奸臣。标准的历史解释和既定的历史结论，给了我们现成的答案和脸谱化了的人物面貌，同时也遮蔽了我们的眼界，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当然，以是否节俭来看待帝王功业的念头也是十分愚蠢的，那个发布过节俭宣言《御制声色货利谕》的道光皇帝，也没有得到世人多少好评。本文选取这样的视角，不过是管窥蠡测，难尽其荦荦之大端，仅仅是想说明，我们在读史过程中，应尽可能少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 

        附注：本文发表在《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10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