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牛为伍

文/王兆贵 

　　七十年代初，大学还没有恢复，工厂也还没有招工，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面临的最佳选择就是当兵了。当时，农村青年比较羡慕的是空军和海军。我们这一批入伍的，确有穿蓝裤子的，而我不是，发下来的军装是肥肥大大的一身绿，陆军是肯定的了。无奈之余听说是装甲兵，又有了些许安慰。
　　来到部队一看，乖乖隆滴咚，这里根本没有装甲和坦克，有的只是铁牛和水牛，也没有杀声震天的练兵场，有的只是绵延沉寂的黑土地。在家时做梦也没想到，军旅生涯的第一步，却踏进了与泥巴打交道的农场，装甲兵成了庄稼兵。记得当年曾写过一首歌谣：在那里下河的锅底上/有个大农场/胜过南泥湾/堪比北大荒/秋到芦花白/春来菜花黄/喝的是小河水/闻的是稻花香/九冬扒河泥/三夏闹双抢/眼睛一睁就下地/忙到熄灯才上床/红旗农场红旗扬/五七指示放光芒。
　　农场的岁月，艰苦得超出想象。不要说盛夏酷暑太阳烤，也不要说蚊叮虫咬蚂蟥蜇，春种秋收平常事，三夏大忙似战场，即使是在冬季也不得清闲。刚入冬，就要兴修水利（苏北叫扒河）。扒河那活儿可真够苦的，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唏嘘。扒新河还好些，只要卖力气就行，而扒旧河就不那么容易了。必须光着脚板，站在冰冷冰冷的河沟中，花费很大的力气，一锹一锹地将连泥带水的土块翻上岸去，再铲到畚箕里，一挑子一挑子地担到麦田里。由于河床是那种细密坚实的流沙土，板结而又有吸力，铁锹很难铲下去，铲下去了又很难撅开来，没有一双铁脚板，没有一身蛮力气，这活是干不了的。
　　北方人来这里，最不适应的活儿除了插秧就是挑担子。旱地农活的运输工具是牛马拉车或手推车，一般不用肩挑。而在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但凡需要运送的农活都离不开扁担，即便是有船舶，从田间到码头这段路还得靠担子。挑担子对于来自苏浙皖等南方农村的战士来说，是小菜一碟，但对于从没经过担子压磨的肩膀来说，哪怕是挑50斤东西，也吃力得很。即使用两只手托着，肩膀还是硬不起来，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几天下来，肩膀已红肿如鲜桃，担子再上肩更是苦不堪言，走起路来歪歪扭扭、龇牙咧嘴的样子真是可怜。
　　连队干部看我比较文弱，就把我调到炮排。炮排的任务主要是种菜和养牛，基本上不下大田。说来好笑，我对骡马驴牛狗这些牲畜，自小就“敬而远之”，初次见到南方这种体型肥壮、犄角犀利的大水牛，真有点发怵，而炮排分配给我的任务恰恰是养牛。好在养牛的还有一老一少两位“先行者”，一位是来自浙江农村的战士，另一位是来自前线歌舞团的副团长徐兵克。

　　在军队农场的牛棚里，不经意间遇上大军区的舞蹈编导，真让我惊诧不已。后来才知道，在当时那个政治背景下，还有数位像徐兵克一样来自部队文化体育前沿的落难“精英”，被发配到部队农场劳动。《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编剧沈西蒙、《柳堡的故事》的剧作者胡石言、《太湖美》的曲作者龙飞、指挥家兼作曲家龚隆昆、话剧演员李传弟和梁泉，还有军区报社和体工队的老领导等，都曾在这个农场生活过，并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
　　徐兵克这位和蔼可亲的“老牛倌”，对我这位新来的“放牛娃”照顾有加。他除了教给我养牛、放牛的常识，还告诉我一些适应部队农场生活需要注意的事项。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从老徐身上学到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知识，懂得了不少待人处事的道理。
　　两年后，我先后调到团部、师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从机关同志那里了解到，我们这个师当时确属军区装甲兵管辖，下属的四个团，分别驻扎在三个农场。其他两个，一个是荒草圩农场；另一个是吴江农场。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这本书中描述的他下放劳动的地方，就是吴江农场。他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的那些非人的苦役，我们都曾体验过。但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历练，使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这段难以忘怀的军旅岁月告诉我们，能咽下部队农场这口苦水的人，这辈子就没有吃不来的苦；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只要想想农场生活，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附注：本文发表在《扬子晚报》2008年1月23日繁星副刊，责任编辑邹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