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对贪官劣吏用重典？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湘军大帅，在他们作战、防御和治理的辖区，都在镇压造反武装的同时，手出重拳，严厉打击贪官劣吏。

    先看湘军的先驱者江忠源。早在内战尚未爆发时，他就预感到官民尖锐对立，天下兵戈将动。后来他奉命帮办江南军务，在奏疏中提出严军法、撤提镇、明赏罚、严约束，条条款款，都涉及惩治贪官劣吏和不法官兵。

    曾国藩在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之初，就在长沙成立审案局，以维护社会治安。这个机构的职能有两个，一是打击造反者，二是对付不法官吏。他只要接到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举报，马上将犯罪的官员逮捕斩首。三个月内，他杀了五十多名官员，官场震动，警示作用非常明显，官员们再也不敢胡来。因此，曾国藩强调的“治乱世必用重典”，也把贪官劣吏纳入了严打对象。

     1857年初，胡林翼指挥湘军攻克武昌。作为湖北巡抚，他坐镇省城，开始整肃全省官场。他本是一个处事圆滑的人，但这次下手决不留情，一口气参革了镇道丞守以下几十名官员，与下属官员约定，禁止应酬，严查跑官，崇尚务实，力戒浮华。他用摘掉顶戴的雷霆手法，教给官员们如何做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要逼得老百姓没有活路，以致揭竿而起。

     至于左宗棠，本是一介寒儒，在湖南给巡抚当师爷，遭到贪官樊燮的诬陷，差点掉了脑袋，对这类人更是深恶痛绝。他在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任上，查处劾罢过大批不法官吏。最典型的案件，就是弹劾甘肃提督成禄一案。

    成禄是满人大将，本来是清廷安插在甘肃西部的一颗钉子，守着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肃州，借以监视左宗棠的动向。他在肃州驻军八年，不肯挪窝。直到清廷催促他领兵西进时，他还赖着不走。打仗没有勇气，对百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却是拿手好戏。逼得百姓派代表请愿，他反而污称百姓造反，将请愿代表一概处死，还为替他镇压良民的官员请求升官。

    左宗棠身居陕甘总督的高位，却奈何不得这个狗官。为了大局，他强压满腔愤恨，一直隐忍未发。直到清廷下诏，令成禄将此案情形咨会总督，他才借着由头，火速派人彻查，然后将真实案情上奏，终于将成禄扳倒，为百姓除去一害。

     湘军大帅为什么要对贪官劣吏出重拳？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贪官劣吏和民众起义，是前因后果的关系，那就是官逼民反。民众造反，全是逼迫出来的。湘军大帅们以澄清时局、维护社会安定为己任，如果打掉了这些腐败分子，就犹如釜底抽薪，堵塞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还是听听湘军大帅们自己怎么说的吧。

    江忠源说，洪秀全的部队只抢富人，清军却连穷人也抢，如此一来，百姓怎能不造反？怎会不拥护洪秀全？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不惩治贪官劣吏，不刹住清军的歪风，就无法安定社会。

    曾国藩在广西和湖南爆发战乱之时，身在京城，就曾上疏陈述民间疾苦，指出百姓苦于银价太高，缴纳钱粮有困难。又说盗贼太多，良民不得安生，官府所判的冤案太多，百姓难以伸冤。他认为，国家贫困不要紧，若是弄得民心与官府离心离德，局面就不可收拾了。这道奏疏其实是想告诉咸丰皇帝：若不惩治贪官劣吏，国家将永无宁日。

    胡林翼向清廷提出的施政纲领中指出，百姓造反，是因为国家法度废弛，官吏贪赃枉法，百姓偷盗，当局因循苟且，才会有现在这种局面。因此，不镇压造反者，就无法堵塞乱流；不考察官吏，就无法清理混乱的源头。

    应该说，咸同时期，官府的情况真是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坚决维护本地社会的安定，发现有武装造反的苗头，立即镇压，决不手软。打不过对手的时候，也不逃跑，以死相拼，图个身后的封赏。这种情况是少数，否则各省官府就用不着湘军出手相救了。

    第二种，平日养尊处优，作威作福，毫无军事准备。造反者杀来时，望风披靡。这是主流类型，否则怎么叫官府腐朽无能呢？

    第三种，善于和稀泥，苟且度日，不管百姓疾苦。社会底层躁动时，既不致力于解决社会矛盾，也不敢动用武力镇压，尽可能息事宁人，隐瞒不上报。妥协到极点时，索性给造反者封官，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局面：某地未起战火，只是因为造反者和强盗窃贼都成了那里主管治安的官员，可以任意盘剥民众，无须躲着官兵了。百姓毫无安全感，清廷委派的地方大员也只能含羞忍辱，度日如年。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安徽、广西和云南，都在大片的辖境内出现过类似的局面。

    安徽的苗沛霖和李兆受，就是亦匪亦官的典型。苗沛霖本是捻军首领，接受清廷任命，当了官僚，帮清军打捻军，时而中立，时而向清廷表忠心，时而又反水了，还接受太平天国封王。李兆受呢，接受了清廷招抚又杀掉上司，然后又被招安，几降几叛，还跟苗沛霖争夺利益和地盘。这两人只顾扩展地盘，聚敛财富，对百姓的残害，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湘军扫除这些黑恶势力，真是大快人心。

    湘军大佬门既恨欺压百姓的贪官，也恨在治安方面不作为的庸官，发誓要将他们从官位上赶下去。

    在清末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官府在治安方面的不作为，大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在起义军的冲击下，官府把治安移交给了起义军。另一种是起义军尚未到来，官府就放弃治安的职责，致使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

    乱世枭雄起四方，局面非常复杂。起义军和弹压他们的官军，是两大旗帜鲜明的对立阵营，此外难免鱼龙混杂，滋生种种其他势力，为自身的利益诉诸暴力。偷鸡摸狗者有之，欺男霸女者有之，剪径抢劫者有之，欺行霸市者有之，挟嫌报复者亦有之。有些乌合之众，也打着起义的旗号。

    对这种种势力的种种作为，如果都以“起义”二字而蔽之，试问如何对得起这个“义”字？如此抬举这样的“义举”，只会给其他真心替天行道的起义者抹黑。所以，严厉打击这些黑恶势力，保守一方平安，算不得滥杀无辜，更谈不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了。我们今天看那段历史，不分良莠，不辨真伪，把对抗政府的暴力行为一概称为“起义”，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结果是混淆视听，进入认识的误区。

    曾国藩等湘军统帅和贪官劣吏的斗争，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清除乱源，争取社会的长治久安。至于他们对各类造反者的镇压，也要分别情况考察，才能弄明白其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