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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湘军急需军饷,曾国藩指望不上陈启迈,便自己设法筹集。他决定效仿清军江北大营在扬州的做法,在江西征收商品税。
4月份,他未经陈启迈的同意,委派江西人彭寿熙在南康设立厘局,对过往商人设卡抽税。陈启迈认为曾国藩目中无人,十分恼火,联合臬司恽光宸上奏,指责曾国藩越过地方衙门,擅自设立厘局,向江西百姓课以重税。
就在告状期间,锦江码头的湘军厘卡,抓住了江西万载县令李浩的小舅子走私鸦片的事实。曾国藩审理此案,得知李浩将鸦片走私交易中的渔利分给陈启迈,于是抓住了陈启迈的一个把柄。
曾国藩在江西思索着如何对付活跃在湖北、江西和安徽三省的太平军,却因兵力不足,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对艰难的战局无计可施,湖北那边的战事,他就只好依赖于胡林翼了。
朝廷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在陶恩培死后,把希望寄托于湘军。放眼湖北境内,在武昌附近率领部队与太平军相持的清廷文官,只有一个湖南益阳人胡林翼了。
4月18日,文宗下诏,任命胡林翼代理湖北巡抚。
胡林翼接任巡抚职位时,辖地已经支离破碎。短短两个月,太平军就收复了失地。湖北的长江与汉水流域,到处都是太平军,清廷巡抚的号令出不了三十里。胡林翼屯驻金口,依靠水师自保,增募二千六百人,和王国才等人的部队一起,号称六千人。
王国才率部驻扎在沌口,靠着荆州和湖南的军饷补给军队。由于长久作战,军队中没有存粮,薪饷也发不出来,一拖就是几个月。太平军并不把这支饥饿的敌军放在眼里,没有向他们进攻。
杨霈住在德安,还担心自己难保平安,上疏请求朝廷命令巡抚向西北挪动一百里,驻扎到离他更近的汉川,阻截向北推进的太平军。
胡林翼却无意于北移,主张立即攻打武汉三镇。他上疏说,荆襄一带,控制着湖北东南部的形势,而江汉又是荆襄的咽喉。如果立即攻打武汉,只要攻克其中的一座城市,其余的两座城市都可攻克。这样就能加强荆襄的防守,同时阻遏太平军北上的道路。
文宗认为胡林翼言之有理,同意他的看法。
这时候,湖南增派一百多艘新船开到金口。彭玉麟赶紧招募水兵,充实到战船上,和原来的水师一起,共有三千人,辅助胡林翼的陆师。
湖南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的主持下,尽可能支援在外省作战的湘军。留守湖南的湘军也不清闲,王錱等人必须密切地关注湘南,因为广东和广西两省北部边境的起义军又活跃起来,试图进入湖南。
2月份,广东仁化的起义军挺进湘南,攻占桂阳。赵启玉率部前去攻打,起义军放弃桂阳城,向西南撤退几百里,抵达广西的富川。富川的起义军聚集在县城,王錱和周云耀出境攻打,失败返回。
4月3日,王葆生等人担心广东连州的起义军进入湖南,率部主动出击,获得胜利,攻克连州城。
接着,广西富川的起义军挺进湘南,进攻永明,王錱等人率部从江华火速出兵拦截,大获全胜。
与此同时,湖南西南部由于听说贵州镇远发生了起义,也变得紧张起来,沅陵和晃县戒严。
这时,各路湘军集中在与两广毗邻的地区,难以兼顾其他方面。各地的防务,都有所属。针对广西的防务,交给永州知府黄文琛,针对湖北的防务交给魁联,针对贵州的防务交给永顺知府翟诰。这时各地形成一种风气,谁不向巡抚请求发兵发饷,就是能人。
魁联其人颇通军事,朝廷先前任命他为岳州知府,现在升为湖南按察使。他为人戆直,凡事喜欢争论,不得骆秉章的欢心。骆秉章不让这位新任按察使回省城受印上任。魁联心想,朝廷如此重用我,难道我还怕他巡抚不成?于是擅自回到长沙。骆秉章不肯让步,弹劾他不管部队,朝廷将他降为知府。
魁联降职后,岳州的部队也不让他管了。
当时,衡永道文格已被朝廷提升为广西按察使。这是因为左宗棠对他非常器重,骆秉章向朝廷推荐的结果。但是,文格不愿去广西上任,骆秉章参掉魁联以后,便上奏朝廷,让满洲黄旗人文格代理湖南按察使,文宗准奏。
翟诰暂任辰沅道,作战有功。他自己募集资金供养军队,不向巡抚伸手,院司非常看重他,极力上奏推荐,朝廷将他补为实授官职。
长沙知府仓景恬由于有人盗铸钱币,而犯有失察的过失,骆秉章握着他的把柄,所以他对巡抚唯命是从。
骆秉章本人则对左宗棠言听计从,官员的升降,军事上的部署,都要先征询他的意见,才会实行。左宗棠因此大权在握,司、道、州、县的官员,都对他毕恭毕敬。当然,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左宗棠任劳任怨,尽管不少人指责他,他仍不推卸责任。骆秉章自认才智不如这位师爷,对他更加信任。当时有人评论说,左宗棠善于谋划,骆秉章善于用人,都是贤达。
左宗棠让有能力的官员掌握实权,安排朱孙贻任宝庆知府,陆传应任衡州知府。他所重用的人,还有东安的赖史直、湘潭的孙坦、澧州的胡镛、湘乡的唐逢辰和邵阳的邵绶。这些人官声有好有坏,但都敢于管事。省城大政,则有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可以说得上话,其他司道官员只能拱手听命。此后人们谈到军政吏治,都以湖南为榜样,但是树大招风,非议也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