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人文/历史湘军1853年咸丰三年(39) |
分类: 湘军 |
湘军(39)
1853年,咸丰三年
39
曾国藩在长沙的遭遇,伤了他的自尊,也刺激了他的欲望。他早就知道,光靠绿营的力量,是对付不了太平军的。只有“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纯靠湘军的力量,不掺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营,才能驱驰中原,逐步肃清太平军。
曾国藩扩军的初步设想,是办成六千人的陆师,和江忠源的四千楚军,合为万人大军。
那时候,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员干将,就是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塔齐布勇猛过人,稍缺谋略。罗泽南勤恳扎实,拙于交际。对于扩军,只有不在身边的王錱可作指望。这个年轻人擅长言辞鼓动,以前在湘乡招募勇丁和筹饷,很有一套办法。所以,曾国藩刚在衡州安顿下来,便写信给王錱,请他协助招募兵勇。
王錱正为湘乡子弟兵在江西的失败大动肝火,罗泽南所部在南昌有八十多人阵亡,其中包括他的弟子谢邦翰等四人,他们都是王錱的邻居和同学,也是挚友。王錱闻讯,便发誓要率领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他们报仇雪耻。曾国藩要他招兵买马,正合他的心意。
曾国藩有王錱鼎力相助,两人计划初次共招募六千人,办一支复仇的“义师”,其中由王錱统带两千人,自筹饷银一万两。可是王錱到了省城以后,欲望膨胀,改变初衷,把招募人数增加到一万,而且通过他在官场的活动,饷银也由自筹变为官拨。
湖南的官场,为什么愿意给王錱增拨军饷呢?原来,在长沙的提督标兵闹事以后,省城的官吏都成了曾国藩的私敌,谁都想看他的笑话。但是,这位团练大臣掌握着一支精锐部队,虽然兵员不多,却有很强的战斗力,湖南境内的防剿还有赖于他。再说,他在文宗那里说话很灵,湖南官场在场面上还得予以支持,凡是军事、饷事和吏事,都不得不让他几分。
长沙城内的官员们没有想到,忽然冒出一个王錱,来到省城,向他们披露扩军计划。对于曾国藩的这帮私敌来说,这自然是一个惊喜。
王錱善战,而出身低微,身无官职,容易控制。倘若官府在军饷和军备上予以支持,帮助他编成这支万人大军,他的势力必定强过曾国藩。同样是公费,反正是要用于团练,给曾国藩还是给王錱,没有区别。有此机缘,他们自然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国藩晾在一边了。王錱增加招兵人数,就是因为有他们做靠山。
在官方提供的有限资源里,王錱得了大头,曾国藩的后勤补给减少了。军饷不再按时发给,领取武器弹药也备受刁难,曾国藩及其所部陷入困境。日复一日,会党越剿越少,曾国藩的部队在全省防务上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额外的军饷没有来源,扩军之说等于空谈。他的部队无法扩充,那么届时代表湖南出境攻打太平军的人,必然是人多钱足的王錱,而不会是兵单饷绌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探知此中关节后,大为恼怒。可是,无名火终归是无名火,只能自己憋着。唯一可行的,无非希望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把王錱从政敌们的阵营里争取过来。
于是,曾国藩给王錱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率领所部归附。但是,王錱只想着要率领军队为阵亡的同学报仇,却不体会曾国藩的隐衷。他连信也不回,忽略了曾国藩的忠告。
曾国藩见王錱无动于衷,便分别给巡抚、布政使和长沙知府写信,要求他们只让王錱统带两千人,作为先锋,而不能让他统带一万人。他还劝说官府让王錱裁减超出计划的兵员。他又给一些乡绅写信,阐述这层意思。但是,曾国藩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由于曾国藩和王錱的矛盾,湘军的这次扩军,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然而,就在曾国藩为扩军而犯愁的的时候,否极泰来。太平军西征取得的节节胜利,又给了他一个扩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