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以规划为名“倒腾土地”？

    规划期限至2020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施行仅6年，就要寿终正寝了。上个月召开的“北京市人口与产业发展规律及规划对策问题研究”专家研讨会上，相关官员透露，2013年北京市将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据称，各地政府频繁修编城市规划，被指为换取用地指标。（6月5日《瞭望》）
    放在如今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频繁改规划做大人口规模，来换取用地指标，其目的基本上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来，所谓“一任领导一张图”，规划不跟着变一变，怎能显出“新人”之目光前瞻、发展魄力、辉煌政绩？二来，在分税制、财权与事权的不相匹配大背景下，事多钱少的地方政府还得靠“卖地财政”来维持生计，不改规划，不做大人口规模，咋抓住“土地”这一命根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频繁改规划“要地”，似乎也有“情非得已”的苦衷。但这个“情非得已”带来的却是“后果很严重”——原本16年的规划短短6年便寿终正寝，五年规划一次次上演“样板戏”；刚建的摩天大楼一声令下爆掉了；多少年的历史建筑不由分说拆除了……形象工程泛滥、土地流失严重、资源高度浪费、民众头疼不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损毁了政府公信力。
    对此，国家高层不厌其烦地谆谆告诫“我国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就应该可持续发展，长远规划、高瞻远瞩”；专家也常苦口婆心地劝导“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城市规划”；一些地方也试图对随便乱改城乡规划有了说法，制定了地方性《城乡规划法》实施办法……但是，这样的“喊话”也好，“自省”也罢，既没吓唬住地方政府，也没改变各地方规划的“朝令夕改”。
    因为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是，一个城市要发展成什么样？在建设和发展中要布局什么、突出什么？是采用同心圆蔓延式、还是哑铃式、亦或是双都心发展模式？具体人口规模规范到多少？……这些答案无论出自规划部门之口，还是由专家学者娓娓道来，基本上最终都是由地方上的“领导”说了算，且可以“领导一换、规划重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即便被外界质疑，也大可以拉来“为GDP增长”作挡箭牌，一了百了。
    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对城市规划的监督制约机制还未有效建立。地方政府的规划政务不公开、用地计划透明度不高；上级部门对地方上随意修改城市规划、土地违规乱用等情况“睁只眼闭只眼”；民众的知情权又是聊胜于无，于是“三人行，必能化骨绵掌”，城市规划就在地方政府“适应人口规模、发展经济”的招牌下，走上了“为了你好”的康庄大道。
    “地方规划”变身“倒腾土地”藏着猫腻。这“猫腻”中，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为地方规划中努力“圈地”提供了内在激励机制，而问责机制的匮乏、畸形的政绩考核机制、自上而下的监控失效又为“猫腻”的发酵提供了外在诱因。要规范地方政府规划、遏制地方圈地，关键在于创新机制体制，而最要紧的在于构建起上下级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公开透明、程序正义、内容严谨、通达顺畅的利益博弈机制，忽视了这一点，整体城市发展便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