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中全会之前，上海等地已经开始探索地方国企改革。地方国企改革，有几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历史上就是重包袱。第一，资产证券化率过低，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地方办国企，在很大程度上，把政府职能、政府该干的事由地方国企背起来，地方国企如果纯粹是背起来地方政府的职能，但是又没有一个好的融资平台，纯粹只能靠政府信用融资，和地方财政担保融资的话，最终只会把地方政府架到火上烤，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地方企业发现，活力不够，竞争能力不够；央企来了以后，就被打萎缩了；民企来了以后，也被打萎靡了；到异地，到跨行业去发展，风险控不住；在本地发展，市场化的项目干不过民企；资源性的牌照性的项目、垄断性项目干不过大央企。这些超大难题里面，又会细分为：融资平台管理，专业化投资公司的管理，传统上历史包袱过重的实业型公司的改革和发展，已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各种内部交易管理的难题，以及工艺类公司怎么投资发展、怎么管理的问题，以及委托公司怎么管理等难题，已经困住了地方国资委的手脚，使得所有地方在经营当地、推动当地发展的利器——国企已经黯然失色了。第三，各地国资委之前是全抓全管，是万能监事会，加万能董事会，再加万能投资发展管理中心。如果推进国资委以管资本为核心，对企业要进行比较简政放权的管理，就管资本的进出，管收益，经营权下放，尤其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国资来讲，其作用是不得了。而越欠发达地区，越官本位，国资委，包括其他厅局办，凌驾于企业之上，对企业颐指气使的现象越发严重，所以这样的一个简政放权，以管资本为核心的转变，对地方国企的活力的激活是巨大的。第四，就是在选人、用人、激励等制度上面，与民企的对接，与市场化的对接，势必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当地国资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