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      殇  （三）

                       ----中国单采浆危机不完全报告

                          上海复旦大学  高燕宁教授    综述

                  （三）

2．3单采浆站

不知道谁办了中国第一家单采浆站，只知道在1993年当全国有167家血站时，单采浆站约400多家（卫生部，1993）。由于“大浪淘沙”，到2001年底国内只有156家浆站为30家企业供浆。（白坚石，2003）

2．3单采浆量

临床用血采多了会浪费，生产用血则不然——“多多益善”。

2．4单采浆史

1）    国内单采浆最早起于1979年（汪学纯，1989），地点待查。

2）    第一波采浆风潮应与若干生物所“毗邻而生”，时间是1980-1985年。如80年成都所开始规模化采浆（马彬，2002），83年江苏昆山开始采浆，献血员多达万余人（朱智英，1996），85年河北固安血站登记有供血员1.5万人,来自7县300个村。（孙永德，1991）

3）    第二波采浆高潮被前浪推向周边省地，时间是86-90年左右。如原山西太原的采浆量小而稳定，但从89年底开始对外供浆后，产量飙升：89年为1000袋,90年为5000袋,91-92年维持10000袋/年。(王俊升,1995)

4）    接着是一个大浪潮，潮头最汹涌之处应在河南、武汉等地，时间为90-95年。河南地处中原,人口众多,血站及献血员均多于其它省份(王亚,1995)，期间涌现大量献血员，大规模献血时间主要集中在93-95年(程华,2004)；单采血的高峰在92-93年，93年后主要是单采浆，因那时剩下的大多数是单采浆站（张可，2004）。而在90年代火爆的“血浆经济”里，武汉是主要的原料加工地之一（邵京，2005），从疫情较重的某乡村医访谈中得知，当地卖血始于85-89年，高峰期在94-95年。（李倩，2003）

从分子流行病学来看，从泰国传入云南的一株HIV毒株，在国内传播路线之一是从云南飞奔河南，然后再向四周播散；从“地缘政治”来看，安徽（阜阳）、山东（荷泽）、陕西（商洛）、湖北（襄樊）等疫区均与河南接壤；从田野调查来看，河南周边省份如湖北、四川等贫困地区，1995年前后有大批农民扒火车去河南卖血。（夏国美，2002）广西献血员感染者绝大多数是流动到河南的卖血者，而只在本省卖血者极少感染。（现场访谈，2002）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在一些体检不合格的献血员在本省卖不了血，跑到河南就能卖了。有书为证（夏国美，2002）。

个案2-1  四川 男 28岁 HIV感染者

我父母都是农民，靠种地养活全家，但这些年种粮连成本都不够，所以我22岁就跟父兄去卖血。先在本地卖，一段时间后被查出丙肝就不能卖了。这时，有老乡说可以到河南去卖，那里血站很多，不用检查，于是我们仨就去了，在南阳、开封、焦作轮留卖血。我基本上是一个月卖20次，一次抽800毫升血，全血分离后将400毫升红血球还给我。我在那呆了四五个月，卖了上百次血，每次收入40元。后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连爬楼都爬不动了……父亲、哥哥和姐夫都因此得了艾滋病。

卖血者双向和多向流动，不仅体现在广东献血员HIV感染者中，河南籍献血员比例最大（程谨，2003）（冯志阶，2003）或发现最早（曹序春，1996），也体现在河北93-95年暴发疟疾流行时，既发现了来自四川宜汉高疟区的供浆者，也发现了在河南献浆感染后又到河北多次献浆的沈阳籍献血员(赵勇,1997)(陈素良,1994)。

5）    第四波峰应为“大浪淘沙”之余波，“散落”前浪之外，时间是95-98年。如果说，之前的单采浆主要是用“规范”与否来形容的话，之后则更多用“非法”与否来界定了。在这个时期，全国大力整顿血源，多家浆站关停、受罚或整改，众多血制品企业经历过一次次“釜底抽薪”的阵痛，但成都所连年原浆抽检均100%合格，令陈敏章在全国血制品工作会上击节赞叹：向成都所学习，到成都所取经。（马彬，2002）与此同时，一批被筛掉的不合格献血员却流窜到未开展HIV检测的地方（如内蒙）跨省卖血。(张连仲,1997)

6）    分水岭或回潮，时间是1999-2006年。“分水岭”指的是98年10月《献血法》的颁布，但“回流”绵延不断即使专项整治也未能“斩草除根”。

2．5手采

手采分准备、采血、离心、分浆和还输五步，多用“双程采浆法”（两次各采血400 ml，经低温离心分浆后，再分别将血细胞还输）。（姜其河，1995）且看一个早期“标准程序”：

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原私营血站的“采浆程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