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张玉峰现年35岁。于1991年12月应征入伍，1994年12月复员。1996年1月1日被正式安排到某某县造纸厂当工人。1996年1月15日午12时许，在工作中右手被造纸机轧伤，送进县第二人民医院外科手术治疗，因他的伤口出血较多，当时医生从供血农民王玉坤体内直接抽取鲜血400毫升，输入我丈夫体内。他的生命得救了，但留下右手残疾。我也是个残疾人，是1990年因公致残的。

 我们结婚是在丈夫受伤之后，且当时未做婚前检查。婚后，在2000年我和丈夫在老家养鸡养猪，生活虽然辛苦，日子过的还不错。生下两个儿子后我去做了绝育手术。此后，丈夫开始生病，发烧咳嗽。由于不知病情，多方寻医求治，无果，积蓄也花光了，还造成家中负债累累。

2003年7月我丈夫在一次抽血检查时，测出HIV抗体“阳性”，被确诊为“艾滋病”。丈夫的精神和身体一下子垮了，躺倒了，鸡，猪也随即卖掉，仿佛昼夜间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2004年春，好不容易找到了原始发票，报销证据，帐目上显示有花费，输血单签名和指纹。通过签名我多方寻找，终于在古吕镇闫洼村找到了当时的供血人王玉坤（女，现年40岁，她还活着，已确诊为“艾滋病”患者，她本人也承认是因卖血感染的“艾滋病”），且她愿意为我们做证人。

2005年4月一天，我丈夫又被检查出患有肺结核。

所幸的是，我和两个孩子以及家中亲属多次抽血检查HIV抗体，结果均为“阴性”。说明全家其他人都未有感染“艾滋病”。

我多次找有关部门，医院、卫生局，他们都不管，也不给治疗药物。后来，我们找熟人，托关系，才获得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其他的救治、救助都没有。其原因是他们说药物只提供给卖血感染者，张玉峰没有卖过血。

因为要给丈夫治病，花钱太多，讨债的人多次来我家要账，把家中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房屋也倒塌，只剩下一个病人和两个孩子。生活的困苦，迫使我不得不到县政府去反映情况，讨个说法！

我多次去找政府部门，尽管我证据齐全，证人现在，他们还是说我没有输血证明，说既然没有卖过血，就是性传播（但家中只有张玉锋一人患艾滋病），难道说输血传播与卖血传播有什么区别么？官员们总是互相推委，事情始终得不到解决。

政府让我找法院，但法院拒绝立案，又让我找政府解决。丈夫躺在床上，事情全落到了我这个半文盲的农村妇女身上。为讨回清白，我多次到信访局，信访局表示无奈。又多次到县政府，政府竟动用公安局拉我。市卫生局拒做医疗事故的鉴定。到市法院，又说由县法院解决，就这样多次周折。更可气的是，县委的官员们则认为艾滋病人死的越快越好，以免看了恶心！虽然我没有艾滋病，但一样让他们看到恶心！

2005年12月14日下午，我又一次到县政府，值班民警苗某某将我拧伤，派处所到现场把我劝回家。第二天（15日）上午9时许，苗某某让公安局将我关押拘留。我气不过，依法向公安局提起复议，又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原判，我不服，又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结果，撤消原判。公安局不服，继续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案现今仍在审理中。

我丈夫因病体折磨，脾气越来越坏，有时拿我出气。轻则骂几句，重则抓东西往我身上砸。丈夫身上溃烂，我为他端屎端尿，清洗伤口，炎热的夏天，火一样炙烤着，我不远几十里拉他去医院。到卫生局，找卫生局局长，每天往返百十里，饥渴难耐。几次中暑，连水都不舍得买，回到家中还有孩子等着要吃饭。

夜已深，我和丈夫聊天，说：“如果没有你，我就把两个孩子送进孤儿院，自己去当尼姑，现在天气黑的让你透不过气来”。丈夫的疾病给家中带来的痛苦，别人的歧视眼神难以回避，官场的险恶，生活的窘迫，就像有人卡着脖子，透不过气来……

                                            王小巧  于2006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