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您们好！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现在我要谈一下今年元月至十月（截止10月31日）以来本人接纳捐赠邮票及衣物的归宿。

这十个月内共收到装有邮票的信函108封,信封内夹寄的邮票总值5971.8元，可惜半数以上无详细地址，甚至无寄信者姓名，故无法一一公布（但多数所寄邮票在百元之内，以青年学子为多），凡是寄邮票姓名地址清楚的，本人均回信寄书留念，包括寄包裹者。另有捐款者，数目也较大如台湾萧霭君女士3000元（当即买了邮票），她是美籍华人，现不知她在台湾的地址；华东师范大学一在校研究生，因为她接触过许多艾滋病病人，故同情他们，她利用假期打工挣了1028元钱，买成了邮票给我放在枕头下，她脾气很“怪”，我也不敢写出她的姓名。但我很难过，和看到那位不写姓名和地址的小学生给我寄来两张8角钱的邮票时一样的难过（信封上还留有三年级小学生的字样），但我无法回信，更无法对他进行补偿；北京的蔺阳女士筹集1905.3元、香港的王泳博士寄来816.7元。

我更需要一提的是未寄信而付邮资者：北京东方视点编导张一平女士，她在2002年采访过我，今年5月底她听到我老伴去世的消息，专程从北京来郑州看望我，当时我和几位同仁正在包书，张女士便替我包了三天的书，共50多包，1500余册，送往邮局，并慷慨付邮资1000多元。她说：“我要为防艾事业尽一点责任。”让我感激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为什么往全国各地寄书？事情很简单，今年4月我老伴去世，当时，我家存有4万多册各类防艾书籍，都是国家级正式出版物，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书，其原因有三：

第一、         我写书不要稿费，每本书出版只要2000册书，以便赠送读者。

第二、         本人五次在国际上获奖，奖金全用来购买和重印书籍和资料，仅《艾滋病/性病防治》一书就印了三十多万册，免费赠读者阅览。

第三、         有些朋友用钱给我买本人出版的书，《中国艾滋病调查》等，如上海纪芳郁女士、广州王建红女士、周筱赟博士等都买了若干册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赠我《一万封信》4000多册，等等。

我还有些自己出版的妇产科专业书。本人年已八旬，既老且病，一旦西去，这么多书籍将如何归宿？应及时赠出，以供读者阅览！

故于2006年5月中旬开始大量往全国省市级图书馆及各省师范院校图书馆寄书，以节省邮资，郑州市区内许多单位的图书馆是请人送去的。其中，有一个市级图书馆，我给寄去了20册书（一包），他们只留了2册，然后把其余的书包好妥善地又寄了回来，并附上一封信解释说：“……他们经费有限……”，让我哭笑不得：他们太不理解我了。本人在世之日有限，要钱干什么？更多图书馆回信，表示感谢。2006年 9月4日，内蒙古通辽市图书馆回信说：“……我们也想通过此次交往，与河南省文史馆保持长久联系……”以上两例可以说明：时下类似本人之捐书行为者太少了。可用《诗经》“黍离”一文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目前，我处存书已寄出3万余册，还余几千册。不过本人还有两本书马上要出版，到时又会增加4000册，甚至更多（因为我不接受现金捐赠，不知哪些防艾支持者会再给我购书？）届时凡是收到回执的图书馆我将再次赠书。

以前我支持的艾滋病孤儿已全托付给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供养，这些孤儿现在生活的很好，请大家放心。

关于衣物，在2001年2004年底，因我有国际奖金支持，发放衣物时，绝大多数是雇车亲自拉往疫区，同时还配上一些食品，送给无辜的受害者，收效较好。2004年底以后，因我老伴生病住院，本人无法脱身，就请艾滋病感染者送往疫区，竟出现运送途中受阻的情况，有一次未能进入重疫情的村内，只好把衣物给了周围的村庄。今年春节前我接收了5000多件衣物（包括春节前杭州大学杨松同学一次寄来的880公斤）因本人财力不支，给了东珍防艾组织30包，千余件衣物，还有玩具，其余3千多件，通过半官方的关系，送往五处艾滋疫区，以本人内心认为这种方式不够理想。

当然我没有给上蔡县文楼村送衣物，因为那儿是政府的重点保护区。

特此告之，不当之处请见谅，谢谢！

                                                                        高耀洁

                                                                    2006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