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让我悟出一个作人的道理。就是，任何场合都要走在领导的后面，不应该和领导并排行走。

杭州那件事情让我和彭学军在一起的时候变得非常谨慎。连醉后吐酒甚至如厕之类的事情，我都是让彭学军先作。迫不得已必须同时的时候，我会站在他的后面。彭学军一直不知道背后莫名其妙的湿润是怎么形成的，总是解释说自己汗腺比较发达。

因为RED EARTH的事情，我和彭学军、谢鹏一起出差到山东潍坊。开庭之余，闲来无事，潍坊地面又举目无亲，我们顿感寂寞难耐。在彭学军的诱导下，我象挖掘文物一样反复梳理，竟然把我一个尘封十多年的同学挖掘出来了。

十几年没有见面，他居然作了坊子区法院的经济庭庭长。老友重聚，无法描述那种激动。老友带了半个庭的兵力，把我们带到潍坊城外几十公里的一个平房大院，执正宗的山东礼仪对我们一行三人进行暴烈地招待。老友居正座，作为主陪，左右各一付主陪，对面是若干付陪和从付陪。我们三人被瓜分在他们中间。第一轮是主陪起身，和我等客人同起一个六六大顺（每人六杯）；第二轮是付主陪起身，和我等客人同尽一个四季发财。我还能记起来的以下的节目是，第一轮彭学军率先冲出到院子里喷洒，第二轮彭学军和谢鹏同时奔出在院子里发泄；第三轮是彭学军、谢鹏、吴雷分次起身，同时到达同一终点（本次恍惚，忘了先后顺序，谢鹏难逃其责），三个声部相互呼应，呕哑嘲哳难为听，杜鹃啼血猿哀鸣。

茫茫齐鲁大地，彭我等折戟沉沙，何其悲壮乎乃尔！

关于喝酒的事情，如果说潍坊的劫难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又加上敌军具有地利之便，海口之行却只能说是自投罗网。我和彭学军为STAQ的证券交易纠纷，到海口中院开庭。因为最高法的一个司法解释，我们知道法官一定会驳回对方的起诉，头一天晚上没有必要为次日的开庭作什么准备。

我想起一个同学是海口一家知名公司的老总，便电话叨扰了过去。同学那时正在文华酒店招待客人，仍不由分说的把我们接了过去。我们去的是文华的一个最大的总统厅，同学招待的是两个刚从新疆出差回来的部门经理。因为都不是很熟，大家便轻描淡写地喝一些啤酒。说起两位经理刚从新疆回来，彭学军自然地把话题引到了新疆的名酒上面。谈到“伊力特曲”的时候，彭学军说更有一种烈酒非常味美，入口甘醇，和伊力特一个产地，叫“肖尔布拉克”。说到这里，其中一个经理把桌旁的一个纸箱打开了，赫然一整箱“肖尔布拉克”。彭学军眼睛瞬间一亮，又刹那间熄灭，伴随他眼睛一亮的肯定是心中一凉。

“我明天早上要开庭，”我奋不顾身地占据了这个理由。彭学军使用同样的理由显然苍白的很。“吴雷，好好开庭，我负责牺牲，”彭学军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古人遗风。

为了清理彭学军以“肖尔布拉克”作墨，在房间拼画的新疆地形图，我开庭迟到了四十分钟。到中院法庭的时候，所有人等已经正襟危坐，只等我这个重要客人了。没等法官对我进行训斥，我便开始向法官和在座的所有人频频道歉，同时申明理由说“交通拥堵”。可以想像我当时道歉的情景特别象一个获得重彩的歌星向四周答谢的样子。

“这是海口，不是北京。你是今天早上从北京开车过来的吗？”我没有回答法官的问话，法官的问题显然荒谬，我真是懒得答理他。

作为一个好的律师，教训往往比经验更为重要，关键在于善于总结。彭学军经过总结，认为海口的失败在于对南方人民酒量上的轻视，同时也是忽略了海口是一个移民成分很高的城市。后来和彭学军出差到长春的时候，我们始终保持低调。尤其是我的公文包里还装有十三万元的执行立案款。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很谨慎。但是在东北这地界儿，无论怎样的谨慎似乎还会出现防不胜防的结果。当我们已经无法正常直立的时候，彼此依然互相提醒着：“一定要保护好公文包和包中巨额的财产”。记得我一路上一直紧抱着公文包，包括从出租车上下来直至房间里。因为对公文包的专注，我把手机丢了。

我一向认为安静和安全的五星级酒店，却不停地接到小姐们的推销电话，而且这些小姐们连我的姓名都知之甚清，我说你去问808的先生，他会有兴趣的，小姐说，彭先生让我问你。我意识到这个酒店有些问题。估计彭学军也有同样的感觉，电话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我一直保持着警觉。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公文包不见了。因为房门依然挂着保险链，窗户依然是从内紧锁着的，可以断定没有人会进来。写字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好几千元的人民币，说明我一定是把公文包带进了房间。我充分认为桌上的钱是到了房间后从公文包里拿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拿出这些钱摆在桌上，我一时想不明白。但所有迹象表明，我没有把包落在外面。彭学军也同时确认了这个事实。我紧张地找遍了房间里的每一寸角落，包括马桶水箱里面，冰箱里面。彭学军一遍一遍打来电话，询问近况，最后忍不住到我房间。我们一起寻觅、寻思。最后我们不抱任何希望地合力把吧台下柜子里的冰箱拖了出来。包在冰箱的后面。

我俩象春蚕拨丝一样回忆昨晚的每一个细节，但没有找到一个让我们自己可以接受的答案。反复试验后发现，一人之力是无法将冰箱拖出来又推进去的。彭学军坚持认为他没有参与，语气和神情有些不怀好意。我更不承认昨晚除了他之外会有其他人帮助搬挪冰箱。至于桌上的几千块钱是怎们回事儿，一直到几年以后，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某个城市，入室盗窃非常猖狂，当地的小偷恪守“贼不走空”信条，认为下手而偷不到东西是很晦气的，如果偷不到东西，会愤怒地把屋内毁坏一空，甚至对房主进行伤害。我终于明白了，我在酒后还是非常智慧的，那几千块钱原来是作安慰小偷之用的。

长春之行，酒虽然喝的不多，但醉得很沉。经过再次总结，我们认为是由于对东北人敬畏，过分谨慎和紧张所致。所以在兰州的时候，我们决定放松。

被兰州兄弟们招待之前，彭学军提议说去蒸个桑拿浴，兰州飞天大酒店的桑拿浴是非常高级的。桑拿房的前面有两个水池，一个冒着热气，一个浮着薄冰。彭学军告诉我说，这里有点象芬兰浴。芬兰人喜欢在雪地里建一个桑拿房，蒸出一身汗，然后到雪地里面搓一搓，非常健康。彭学军说的非常健康，我听起来觉得非常浪漫，让我想起崔建在一首歌里唱的“护士姐姐，我想和你一起在雪地里面打个滚儿。”

我信服地接受了彭学军的说法，一回蒸，一回冰。反复数次。最后一次我倒在从桑那房去冰水池的路上。浪漫地有些过火，过火之后的虚脱。半个小时后，我极尽全身之力，仍然不能将衣服裹在身上，这些工作责无旁贷地由彭学军完成。我成年后第一次遭如此待遇，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我闭上眼睛，尽可能发挥想像，想像是贵妃磨墨、力士脱靴。但这种想像却无法粘连，因为在我跟前的确是彭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