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生理之故，无论多么快乐的心情都无法冲淡我满脸苦相。一次彭学军宴请已经离开本所的张惠茹律师和她的一个漂亮妹妹吃饭，我和张冰一旁坐陪。席上山盟海誓地喝酒，云山雾地地谈天。那位妹妹终于还是忍不住问我为什么一直是苦着脸。美女的关注顿时打开了我的话题，我开始讲起我苦难的童年、早期的婚姻、流落在农村的两个孩子，作了陈世美以后的现在的老婆如何如何地限制自己的花销以免流落给前妻和老家的孩子。谈到每个话题的时候，彭学军都如同亲临和参与一样进行烘托和补充。一时间让人感觉我比窦娥还冤，比刘备还背，比苦慧禅师和李苦禅大师还苦。不觉之间我已经泪如雨下，彭学军也已经眼圈潮红，张冰在一旁不时地加一些叹息。

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张惠茹打来电话，说以前不知道我这么苦，原先有时对我态度不好十分内疚。还说她和她的阿妹都很同情我，并且已经给彭学军打了电话，让彭学军一定要好好待我。

这都是哪儿和哪儿呀，我几次忍不住想笑。第二天，彭学军问我：“吴雷，你昨天说的是真的吗？”我忍不住大笑。

不知道由于什么因头，我认识了一个叫刘小利的女律师，该女酷爱喝酒，而且酒量甚宏。她说她和彭学军非常熟，并告诉我说：“彭学军还欠我一顿饭呢，你告诉彭学军哪天专门请我吃饭。”我说：“那是我的老板，我可不敢随随便便让他请你吃饭。”小利说：“没有关系，提我就行了。彭学军，我让他往东他绝对不敢往西。不然的话，我弄死他！”这位侠女的话让我不知深浅。

第二天，我试探着问彭学军认识不认识一个很漂亮的刘小利律师。彭学军说，不认识，并且说：“如果是美女律师，我见过就肯定认识，但是我绝对不认识她。不过我可以请她吃饭。”

我马上电话告诉刘小利说彭律师要请她吃饭。她说：“好久不见他了，他一定记不起来我了吧。”这种语气的变化我已经有了一点准备。

我说：“没有关系，彭学军一听说是美女律师，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地要请你吃饭。”

“真的呀，但是我昨天作了一个面部美容，把脸整坏了，彭学军见到我非锤你不可。”

我说：“彭学军眼界很低，不会介意的，”说完这句话我顿时意识到自己失言，这不是明摆着说人家丑吗？正在我想方设法想转移话题以掩饰刚才的失言的时候。

小利说：“太好了，我再多约几个美女”。

我和彭学军整个下午没有工作，在本所到处传播晚上要和一群美女律师吃饭的消息。彭学军的一个同学，是派驻英国使馆的文化参赞，放弃了当晚的一个重要的晚宴，也来参加我们那令人神往的美女律师晚会。本所更有吴琥、张冰、刘劲容等踊跃报名。我们一行数人早早地坐在了三里屯附近的夜上海的一个金碧辉煌的包间里。因为有外交官员在场，大家分别都装着一副若无其事表情来掩饰内心的遐想。我在电梯门口不停的观望，等待那一幕出现。

天那！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几位“美女律师”礼貌地领进房间，同时把彭学军拉了出来。“对不起，对不起！你抽我吧，或者我自己撞墙。”“都已经这样了，你撞墙有什么用？”彭学军的宽容让我激动得要哭。

那个晚上，我们都在承受着美女们的洗礼。后来，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我是在酒醉后认识刘小利的，更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我努力地作着各种徒劳的解释，一直到现在，我只要说谁是美女，他们马上就会加上“律师”二字。曾经苦读过美学论著并差一点报考北大美学专业研究生的我，就这样丧失了审美。

彭学军不再和我出席任何有我认识的“美女”出席的场合。在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如果没有别人，我们千篇一律的是在各个饭店的大堂吧里把酒呆坐，或者是相互自说自话一样说一些对方不感兴趣的事情。1999年7月，我和彭学军在杭州世贸中心大酒店的大堂吧里，前半段时间由彭学军吐液横飞地讲国际形势以及竞天的前景，我一口啤酒一口哈欠地作陪；后半段时间是我酒后突然清醒，血肉横飞地讲我老家发生的和听说的故事，彭学军一个哈欠一个哈欠地作陪。领导的疲惫，让我意识到今晚应该结束了。这时候才发现地上已经有数不清的空酒瓶子，头上仅剩下一盏灯。来时富丽堂皇的大厅变成了一片昏暗。

第二天，我们照常准时地坐到了同一位子。刚刚落座，七八个酒店治装男女便把我俩包围了。“吴先生，你还好吗？不是很严重吧！您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们真的很抱歉……。”我和彭学军对视了一下，都是一团迷惘。他们对我们的反应好像非常惊诧，便七嘴八舌地开始述说。我才知道，昨晚我们回房间的时候，我和彭学军在大厅里并排而行，大厅中部是一个通往二楼的楼梯，楼梯的下面形成了左低右高的空间。因为我走在彭学军的左边，他顺利通过，但我除了大部分身躯通过之外却把脑袋留在了楼梯下部的棱角上了。据说，随着一声闷响和惨呼，我顺势在地上化作了一个“一”字。就在酒店人员欲采取抢救措施的时候，我突然象诈尸一样站了起来，推开众人，摇摇欲坠地闯进了电梯。

我愤恨地看着这些貌似善良的人们，因为是他们的提示让重新我回味起丑态和恢复了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