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苦夏，一切不顺到了极点。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以拾掇杂物打发时间。终日里翻箱倒柜，一趟趟趿着拖鞋从五楼往下运“垃圾”，累得大汗淋漓，而后由几乎虚脱的感觉中找到某种自虐的快感。

在北京生长了二十几年，对这座城市却越来越无可把握，力不从心，进而浮躁不堪。好像电影院里中途去洗手间的小孩子，回来时却找不到自己的座位。那些已经坐定稳如泰山的观众和手持电筒的领位员，无一不对自己怒目而视。

柳暗花明的是，那个夏天我误打乱撞寻着了一片老人的园地——曲艺票房。生命在那里得以洗涤澄清，换一种速度和方式，缓缓流淌。在我看来，他们安详，孤傲，闲适，像天边的云。

一个很“北京”的仲夏午后——毒日，无风，干热，除却蝉鸣一切寂寥——我从CD架最底层翻出一张没有名目的刻录光盘，推入电脑，竟是94年魔岩三杰的红勘演唱会。摇滚乐总是会莫名地打动那些失意的梦想家，我不知不觉看了进去。事隔十年，再次重温感慨良多，亦发现了些许当年不曾生叹的细节，比如，窦唯的笛子，何玉生的三弦。

较比摇滚，十年之后，我更为吹奏竹笛时的窦唯而心动，还有端坐在条凳上不卑不亢抚动丝弦的何先生，则简直叫我痴迷了。于是，在浮躁的夏日重温那场摇滚盛事之后，却无可遏止地迷恋上了三弦与三弦艺人。不为别的，单为那苍凉桀骜的弦声，与弹奏者不为纷纭所动的澄静目光。

于是，拜师，学艺，每周去票房。如此生活感觉既陌生又熟悉，好像深爱卡夫卡的人初次走入布拉格，异域风情中竟生出某种酷似回家的意味。

北京成规模且有固定活动的曲艺票房不超过十家，常去的是位于新街口的北票联和甘石桥的西城区文化馆，偶尔也到北海公园的五龙亭走马观花——那里倚栏近水，别有一番韵味。前二者布局场景颇似《喜剧之王》里的街坊福利会，只是，这里的老人没有电影中的寥落与漠然。开演前，他们与其他老人并无二致，身形佝偻，行动迟缓，需要提高嗓门才能让彼此听清谈话。可是，一站在舞台上（如果那小小的台阶也算数的话），操起三弦，缠上“指甲”，手持八角鼓，沁人心脾的旋律从飞速运动的指间奔涌而出，孑然孤傲的唱腔响起时，他们便顷刻成了拥有无上尊严与崇敬的人。他们的灵魂光华四射。

很久以后我才恍然，那些老人是在用一生去等待那个时刻。这群票友中，有工人，大学教授，电车售票员，机关干部，还有退休的专业曲艺演员。可无论什么事，一旦成为工作，便是俗务，便是不自由。票房之于他们，是如王小波所说，在此生此世之外飘摇着的另一个诗意的世界。

有人说，曲艺的特点是长、慢、细、散，只有不被时间所捆绑的闲人才有福消受。我倒觉得这“闲”未必单指时间，更多的是心境。再长的单弦岔曲也不超过十分钟，让人坐立不宁的，是心里现世的杂草。

某天逛乐器行挑选三弦，和一个摇滚青年聊起三弦的音色。他赁了店铺一小块地方，卖乐器，也教戴眼镜的中学生弹吉他。“太特了！说不上来的劲儿，”他看我调弦试音，挠着头说，“非要说的话，特像老北京的那股劲儿！”临走时，他又拉住我：“这玩意老挂着，可一年听不着一回，没人买，也没人会弹呀！”颇有些恋恋不舍的意思。不是对我，是对三弦。

两年以后，我也终因尘草难除而日渐淡漠了票房，三弦师傅，和那些心怀诗意世界的老人们。但被摇滚青年认定为“特北京”的三弦以及由它衍生出的整个世界，却时常魂萦梦绕。对于我来说，它更像是某种召唤。生长在北京，却又被另一个北京所蛊惑，犹如面对前世的自己，感觉既亲切又敬畏，既迷恋又迷惑。

所谓老北京，在我心里其实并不是老年间的北京，而是老人的北京。一座城市的气质是不会随世事更迭而改变的，只是有些事物漂浮起来，有些则沉淀下去。凡是做过历代古都的城市，通常都缺乏紧迫感，所以在年轻人奋斗的年代里，心早已迁徙。无论是北京上海，或是伦敦纽约，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情感上的分别。

城市的痕迹只有在心境沉淀下去时，才浮现上来。年轻人的城市是世界，老人的城市才是城市。好像迁徙的大雁，对于它们来说，两地都是故乡。

带着如此心情，看待自己的老去竟时常生出憧憬，冥想着有一天可以飞去另一个北京，另一个故乡。单弦牌子曲中有首腰截《大春景》，最后一句是这么唱的：天地有情容我老，碧云天外，雁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