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借出去的一套《我爱我家》VCD,前几日神奇般地归还到我手中。于是,每日饭后,开始成本大套地温故,顺手将2000年出版的梁左选集《笑忘书》也翻了出来,比对着看。于是,这一周,大脑一片空白,光剩下傻乐了。
那种感觉,如同普鲁斯特所说,“用不着作任何努力和抗争”,仿佛躺在柔软的床塌之上,“从被子底下伸出脑袋彻底放松,像秋风中的树枝那样呻吟。”
看来,快乐是有损智商的,其杀伤力与热恋不分高下。所以在创作这部充满着快乐的剧集时,梁左本人,仍旧保持着苦不堪言的状态。据说,在西山闷头写了数月剧本的梁左回家时,脸趴在车窗上往外看个不停,嘴里咕哝着:“还是城里好哇……它有人呐!”
工作与思考,并不是不快乐,那是另一种甜蜜的苦楚。犹如藏匿着宝藏的古墓,令人既畏难又向往,每每探入,心中总是充盈着莫大的恐惧与狂喜。抑或像是一个老人陷入回忆的墓穴,也出自普鲁斯特,“感到一阵惬意的寒颤”,因为,“那是吞噬他生命的一杯醇酒。”
我正是在这样一种与大脑推手的状态下,接到一个约稿。关于北京与王朔。这是篇我喜爱的命题作文,几年来少有的写得不违心的一次。刊出后,或许是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在此恢复全貌,算是本周唯一一次喧哗与呻吟吧。
王朔:侃出北京的喧哗与呻吟(原标题)
北京,就像是一间茶馆,几百年来数易其主,冷眼旁观着外族人外地人的吆五喝六、朝令夕改。北京人,就犹如茶馆内的跑堂,生意再如何兴旺,自己的命运却也无法自主。
看惯了改朝换代、世事翻覆,北京人渐渐悟出这其中的生存法则:要想活,需得油滑,会说道;要想活得乐和,耍耍贫嘴是最好的自我调剂。毕竟,皇城就那么直愣愣戳在眼前,谁也不愿甘心去做平头百姓,将自己混同于一般小城居民,承荫在天子脚下,懂得若少一些,气派若小一些,那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久而久之,自成一路城市个性:侃。北京人侃的内容与上海、成都或香港绝不会一样,他们关注的是国家大事,乃至世界人民的命运。所以,在北京生长起来的写字人,没有一个不是以满嘴里跑航天飞机为看家本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句顺口溜叫“崔健喊王朔侃”,我想,就是这句话,奠定了王朔北京侃爷代言人的地位。
认识一位朋友,曾说过以前与王朔的朋友们特别熟,真假不知,但讲得有鼻子有眼。据说,那时王朔经常手持小本,成天坐在他们的牌桌边支着耳朵听,有什么逗话怪话就记下来,有如小学生般认真。可见,王朔不是一个人在侃,如同老舍是人民艺术家,王朔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人民侃爷。
老舍代表的是老北京,王朔代表的是新北京,几乎无可辩驳。老舍之后、王朔以前的作家,大多不成气候,时过境迁,不提也罢;王朔之后,也有个把人寻着他的路子蹦出来过,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比他蹦得更高的了。不仅文学圈,影视界的京派作品,也大多出自王朔套路,甚至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中产生的。
转了一圈,发现提北京而不提王朔,就再无旁人可提了。蓦然回首,我想对在灯火背阴儿处摩拳擦掌的王朔说一句:真的,全瞧您了。
假使仅仅是能侃,侃的又是些云山雾罩、不着四六的玩意,王朔还不足以代表北京。如同老舍并不是只以京味语言换取人心,王朔身上,带着股复杂而矛盾的独特气息,那是世代北京人无力割舍的精神内核——既有天子脚下的狂妄与从容,又带着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敏感与油滑;既不屑于与社会同流合污,又比其他任何城市的人都惧怕被社会抛弃。
王朔说自己是流氓,是无知者无畏,于自虐中找到自信(《无知者无畏》中的“我看王朔”将这个游戏玩到了极致),一股“我就这样儿,怎么着吧”的劲头。但他又无疑是精明的,比谁都懂得趋利避害,看上去似乎是位逮谁灭谁的主儿,其实跟广大群众站的是一队,灭了群众想灭而没能力灭的人,骂了群众想骂而又骂不到点儿上的话。
北京人善于伪装自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本领与习惯。富人喜欢装穷,穷人喜欢装得一贫如洗,初看觉得虚头八脑,混熟了才发现并非刻意为之,那些话语每每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仿佛是一个人给自己搞的精装修般浑然一体。这不同于虚伪,也绝不是谦虚,更加接近一点的说法,还是在这座奴性的城市中缺乏安全感。所以,许多人只看到了北京面儿上的矫情与谐谑,却忽略了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悲凉意味与寒峭之气。
这就如同王朔的小说,除了令人欲罢不能的对话,还有那不易察觉的一丝凛冽。《顽主》的结尾,半导体收音机中每个频道都在呢喃着“这次节目播送完了……”;《许爷》中,主人公在机舱里上演的那几乎是卓别林式的一幕;《一点正经没有》里那句“扣子,听爸的,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那些场景藏匿于北京最深的黑暗之中,人们无可挣脱又无力抗拒的灵魂的暗夜,冷不丁触碰到,令人脊背发凉。
这次王朔复出,端详着他的影像时,我想,假如将声音抹去的话,那简直是一张近乎于无辜的儿童的脸庞,既敏捷又敏感、既生猛又脆弱。这些词汇无一例外地使我想起北京——这间繁盛的茶馆,它伫立在那儿,并且将恒久地伫立下去,犹如王朔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一面制造出骄纵恣肆的喧哗,一面嘶哑着滞重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