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你发给我的组诗我认真看了，是一组好诗，无疑。外射晶光，内含生气，而且个性突出，真的是好诗。你说将这组诗先后邮给了《花城》等好几家刊物，结果都杳无音信，你就开始怀疑它了。我劝你，不必怀疑。如果你一定要怀疑的话，就该去怀疑那些不识好歹的编辑们，而不是怀疑你的诗。的确，它是一组好诗，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这样对你说的。
    记住我的话：如果你是黄金，即使全世界的人说你不是黄金，你也依然是黄金。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其实也同样发生在很多人身上，都快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因此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我曾反复地说过，现在的失明症患者比任何年代都多，这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剂良药能够对他们管用，因为他们早已病入膏肓了。还是像基督那样宽谅那些良心已经死去的人吧。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是世俗的傀儡，而不是艺术的朋友。
    不想用更多的空话来安慰你了，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安慰。我知道你渴望的是公正，可是，人间有那么多的公正吗？有那么多早就准备好了的公正在等着你像取一本好书那样去取吗？
    就举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吧——
    2005年6月22日，我的一万多字的理论文章《把巴洛克之魂注入中国当代散文》终于完成了。对它，我很满意。我当即邮给了一家专门刊发理论文章的刊物——我之所以邮给这家刊物，是想看看这家刊物除了大面积地刊发关系稿、拼死命地和主流话语沆瀣一气之外，还有没有一点儿残存的艺术良知。实践证明，果然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毫无艺术良知。见过了大半年了没有一点儿消息，我便把我的这篇理论文章邮给了远在成都的核心期刊《当代文坛》，《当代文坛》很快就刊发了，是2006年的第2期。如我所料，发出后，反响强烈，几十家网站纷纷转载，远在西安的刘长吟先生主编的一本散文刊物也做了全文转载。不少人看了这样对我说，这是他们近些年来所读到的最好的理论文章之一。这个评价，我当之无愧，并不是我不谦虚，而是它的确好。就是这样一篇十分难得的理论文章，在我所熟悉的刊物那里却遭到了冷遇，在我所不熟悉的刊物那里却受到了礼遇，我不感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我对“瞎了眼”和“睁着眼”又做了一次最深刻的认知。

    还有一个例子——
    前年，也就是2006年底，《芳草》杂志社主编刘醒龙先生在我的博客上留言，同时也往我的邮箱里发了一个邮件——我刚才查了一下，准确时间是在2006年12月25日——向我约稿，原信是这么写的——“延桐兄，你好，可有新写的得意诗作？来一组吧，风格上要一致的。还要照片与简介。致礼！刘醒龙”。我觉得刘先生的约稿是郑重的，因此我也非常郑重，先是给他回了一个邮件，说我一旦有了自己满意的风格一致的组诗就发给他——尽管当时我的手中现成的未发表的诗歌非常多，但我还是想写一组自己非常满意的给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会对得起刘先生的约稿。我对待约稿从来都是十分认真的——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大约有三四个月这个样子吧，我终于把我的一组新作，共十几首，加上照片和简介，很认真地发给了刘先生。多发一些的原因，当然是想给人一个挑选的余地。刘先生虽然没有回信，但他把我的组诗很快就转给了他们的诗歌编辑——因为我将组诗发给刘先生以后之久，他们的诗歌编辑就打电话给我了（当时我正在北海采风），说，我的诗歌他读不懂，问我写的是什么意思。听到这里，我就觉得他是个诗盲了，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对牛弹琴，我没有兴趣——只听他在电话那端一个劲儿地说，说个不停。说完了，我就在想，发就发不发就不发吧，反正这里不开花那里开花，天涯何处无芳草？我发表过的诗歌全部加起来也有3000多首了，还会在乎这十来首诗？我自信我的这组诗首首是好诗，里面当然也不乏经典，不会没有地方接纳它的。写诗30多年了，做编辑20多年了，这点儿判断力我还是有的。
    拖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诗歌编辑终于来信了。一看，是退稿信。退稿信里有我的原稿（当然是他们打印出来的，想想，也不容易），里面塞了一封诗歌编辑的亲笔信——现在很少有人退稿了，这点我还是很感激的，尽管不退也行，反正我有底稿——说，我的组诗《从远方开来的火车》送审了，主编没有通过。我就笑了，在心里笑，笑他们不识货。迅速地，我把我的这组诗分成了两组，一组发往《山花》杂志社的邮箱，一组发往《星星》诗刊社的邮箱。过了没多久，也就是去年的第7期，《山花》就把我的那组诗，共7首，全部发了出来；《星星》也很快有了消息——《星星》的副主编李自国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说9月份的《星星》准备发我的这组诗，并且作为重点稿。结果，也很快发了出来，是第9期，共3首，还配发了我的一篇理论文章，也不知道这篇理论文章他们是从哪里找来的，肯定颇费了一番辛苦，因为不是我给他们的。顺便说一下：我给《山花》和《星星》的这两组诗，都是我发往他们的公共邮箱的，绝对不是为了争口气，让我的被《芳草》遗弃的组诗去和什么“关系稿”挂上钩。《山花》、《星星》的识货和《芳草》的不识货，显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专门为《芳草》创作的这组诗，在《山花》和《星星》刊出之后，其中的《从远方开来的火车》一首，又被选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07中国最佳诗歌》一书；其中三首，也就是在《星星》发的那三首，又被选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07中国诗歌年选》一书。并荣获当年由中国诗歌年度报告组委会举办的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傅元峰先生是这样评价我的这组诗的：“谭延桐的这组诗能够在多方面形成阅读的陌生化效果，并有机地形成浑然一体的情感冲击甚至浸润。他的节奏感是多元的诗的整体节奏。”傅先生，至今我也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我相信他之所以看重我的这组诗全凭文学的良心在说话。我在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诗歌节闭幕式上，朗诵的也是其中的《从远方开来的火车》，因为我喜欢我的《从远方开来的火车》。学生们听了，也说喜欢，甚至有的对我说，这才是真正的诗歌。
    至今，我也没有因此而对刘醒龙先生的失误表示过我的不解。只是觉得，他可能是一时糊涂了。中国有哪些诗人在用心写作，甚至蘸着血写作，他肯定是应该清楚的，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主编，更是一位著名作家。如果不清楚，他就肯定不会看重我这个文学的边缘人，并郑重地向我约稿。
    我说这些的意思显然是想告诉你：总有糊涂的，也总有不糊涂的，无论是一时糊涂还是永远糊涂，也无论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不糊涂当然让人欣慰，糊涂当然让人感慨。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做的，还是应该好好写作。都这年代了，发不发又有什么关系？虽然这是一个“发”的年代，但发不发，对个人的生命质量和精神境界毫无损伤。
    因此，你也没必要再沮丧再感叹了。是香花，即使一万个人说你不是香花，你也依然是香的。你坚信这一点就是了。
    是的，要坚信。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患了失明症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糊涂的。但愿，我的这封信能给你或多或少的一点儿启示。
    如果你还不坚信，你就不妨做个实验：把你的这组诗换成一位“著名诗人”的名字，再往你曾经发过的那几家刊物邮一次，看看结果如何？我敢打睹：如果你把那些曾经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的最好的诗歌发给你所说的那几家刊物，他们也是绝对会不以为然的！不信你就试试看！其实他们不是瞎了眼，而是势利过了头！势利得让人鄙视！
    “好饮者不以寒暑改量。”我把张潮的《幽梦影》中的这句诗送给你，让它好好陪伴着你好了。既然你是诗歌的好饮者，就应该“不以寒暑改量”！这正是我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