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柏格森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读书时，曾做过班级的图书管理员。由于他爱书如命，也便常常地在书架前流连忘返，翻来翻去，以致常常地忘记了这类书和那类书的原来的位置，因而难免鸠巢鹊占。有一次，他所留下的“现场”被他的任课老师发现了，任课老师便忍不住用一种十分严厉的方式提醒他：柏格森，你那颗图书管理员的灵魂何以能忍受如此谬误？墙倒众人推，同学们也便一起起哄：柏格森没有灵魂！……
柏格森显然是不可能没有灵魂的。不仅不可能没有灵魂，事实上，他还比常人多了至少一倍的灵魂呢。一颗灵魂负责管理着不疏不漏的审辨力，一颗灵魂负责管理着天马行空的想像力……这也便使他在自然科学、自然历史、数学、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投放了自己的非同寻常的兴趣和热情，就像是下了极大的赌注一样。柏格森的灵魂使柏格森迅速地由一个唯物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心灵和物质相比，显然是心灵更重要的了——这位惊世骇俗的唯心主义者，一眨眼便抛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原子的任意拥抱能够产生莎士比亚的伟大灵魂吗？字母的科学排列能够产生了不起的《圣经》吗？用生物学意义上的亨利"柏格森能够解释其幽默的活力的哲学意义上的亨利"柏格森吗？……”这些质问，很快就使他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审视力，从而开始用他心灵的眼睛去重新审视一切了。
这时候，直觉跑来帮了他的大忙。他不无感慨地说，“直觉，如果能够得以正确地运用，便是精神的一个合法而辉煌的领域了；实际上，直觉是把握事物本质的惟一手段……我将不再从我所处的外部来了解运动，而是从运动所在的地方，从内部，事实上就是从运动本身之中来了解运动”。在他看来，理性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堆废铁，而只有直觉才称得是稀有金属。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并存，都是实在的；而记忆则是精神与物质的交叉点，直觉便是这种交叉的形式；直觉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外在成分是物质，内在成分是精神，二者一旦结合起来了，也便成为一种推不倒的真实。这种观点不但对后来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成为许多现代派作家，譬如普鲁斯特小说的精魂所在。他还说，“哲学的职责一定是摆脱那种完全是理智的东西的形式和习惯，一定是充满热忱地去考察和研究活的东西，而不顾及实际的使用，它的特殊对象就是慎思明辨。”为了进一步贬低理性，抬高直觉，他接着又说，“在由上帝的恩典所产生的的任何作品面前，大脑只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不能理解的外乡人。艺术、自然以及一切伟大的杰作绝非大脑所理解，只能由灵魂、自我——直觉的自我去领悟”。为了他生命里这颗冉冉升起的哲学的太阳不被乌云遮住，自此，柏格森也便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人类心灵的研究上了。顺理成章地，他也便成了生命哲学思潮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通过他的《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笑与形而上学》《创造进化论》《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等等著作，他频频向茫茫宇宙发出了旋风般的质问。这时候，31岁的柏格森已经成为法兰西大学的哲学教授了。这位教授，显然是一位不合时宜的教授。当别人在大谈肉体的时候，他却在大谈心灵；当别人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物质的时候，他却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精神……就是这样一位不合时宜的教授——一个纯金的哲学齿轮，带动起了生命哲学的快速转动的。至此，柏格森也便越来越坚信生命的力量了。他坚持认为，并特别强调，“生命冲动作为一种纯粹的活动性，倾向是不可能有任何相对的静止和稳定、不可能有任何间断性的。它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流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们的极大欢迎，让他的几乎是每一位学生都从内心里感到了“一种神秘的战栗”；让整个世界都感到了一场暴风雨的到来……尽管他不是狰狞的，而是优雅的；不是刻意的，而是随意的。而就在这种优雅和随意中，这位瘦小的哲学家竭力用大脑去理解着现在，用心灵去预示着未来。
这位一向就憎恶陈旧的思维、更憎恶陈旧的言语的哲学家，用他一生的精力，同“陈旧”这样一个天敌作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他胜利了，他用时间的原材料雕塑出了一个崭新的属于整个人类的“柏格森”。有的人称他为柏格森博士，有的人称他为柏格森院士，有的人称他为哲学家柏格森，有的人称他为作家柏格森……都离不开——柏格森!
“你们现在一定很疲倦了，失去了希望了，但不要害怕。我也曾经像你们一样疲倦和失望过，但就在某一时刻，我获得了生命的含义……”柏格森继续在对着全人类讲解着，用他的生命哲学，用他的文学创作。1927年，他捧回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理由是，“其生气勃勃的思想性及表达的卓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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