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打算放弃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想到的依然是他的诗歌，最最亲爱的诗歌。那一刻，诗歌的声音在他的灵魂里轰鸣着……轰鸣声转瞬就变成了他的遗书中的最后一句话——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想写一首诗”。这句话后来就在千岛湖畔他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凝固了，成了他的墓志铭。他的名字叫方向——我曾一度以为这是他的笔名，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本名。他就是那棵“苦命的庄稼”，他就是那个“认认真真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布衣诗人，他就是那个“常怀感恩之心”的好人，他就是那个“不骄傲，也不谦虚；不平静，也不喧哗”的平常人，他就是那个“戴着自己名字走不出五里中国、十里地球”、“路见不平，拔棉花拳送死”的方向。
    方向是在1990年10月19日服毒自杀的。这一年他只有28岁。
    他为什么要那样决绝地、急急火火地告别这个他曾为之憨笑为之流泪的世界呢？我无从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浙江淳安县左口乡显后村人。1984年从湖州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淳安县教委、淳安县府办公室、淳安县文联供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一位同龄的未曾相识的诗歌兄弟。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热爱诗歌，如火如荼”的诗疯子。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至今还像炭火一样，令人迷惑不解”。“假如死因是箭，生命是箭靶，那末没有哪一支箭能单独射穿方向；但当众箭齐发、一一命中靶心时，最后一支箭就可能把靶射穿。”谈起他的死因时，他的大学老师沈泽宜先生沉吟良久，最终还是不知其详，不得不用了这样一个精辟的比喻。那么，那最后的一支箭究竟是什么呢？我当然更是不知端倪，无从究诘。我无法和移居到天堂里的方向取得联系，请他指示一二。我怕惊扰他的灵魂，让他和在这个世界上居住时一样不得安宁。我只有通过方向的遗著《挽留》——这是一位和方向素昧平生的名叫胥弋的诗友不辞操劳为其自费出版的。这年头，诗人命苦，大概也只有诗人理解诗人，诗人为诗人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想到这点，我实在是感慨良多，不无悲哀。——来加深对方向的认识，探求他死亡之谜，并深入思考诗人的命运了。
    读方向的诗集《挽留》，我忍不住要流泪。我的泪是为方向流的，也是为和方向同样命运的诗歌兄弟流的。他们生前都是蘸着自己的血液写诗的，且写得像血液一样惊人。“我的生命生活在诗里。为了写诗我把生命打碎成泥：我把青春，友谊，安宁和世俗的希望都研碎进去。我看到别人在享乐，而我却独自站着……，我埋葬了我的青春，筑起一座云的墓碑。”这就是他们。可是，又有多少编辑先生、评论家先生擦亮了双眼，看清了他们孩子一样纯真的目光、圣徒一样殉道的身影，说过一句公道话呢？用若泽·萨拉马戈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几乎全都不明真相地患上了失明症”。一群失明症患者，你能指望他什么呢？他们只会靠建立在盲目心理和公众意识之上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养活自己；他们只会或功利或懒惰或习惯或无聊地盯着那些戏子们——一向就精通化妆、擅长表演的小丑们——摇旗呐喊，簸土扬沙；或者，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其实，那也是他们经营自己的一种方式。如出一辙。难怪尼采说呢：“巨大的成就、群众的拥护不再属于真诚的人——为了获得它们，一个人必须是戏子！”——并不是方向们特别看重那些草芥、浮土，而是恰恰相反，他们从来就对那些离他们非常遥远又非常陌生的东西视若无睹。这样并不说明他们不希望生活在一种具有起码价值判断的环境中，分享真理的盛宴。再说，他们的死也没有一个与所谓功名利禄有关。无论是33岁的蝌蚪的割静脉自杀，还是25岁的海子的卧轨自杀，还是24岁的戈麦的跳湖自杀。他们都是那种“在现世的欲望中发现不朽的心境，在萎琐的野心中发现不朽的希望”的人，他们都是那种“依照事物的本质，过着绝对诚实生活的人”，他们都是那种不会关心自己的人，这才注定了他们的被冷落。冷落对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们怕的不是被冷落，而是被打击。因此，当命运的重锤密云重雾般地落在他们心上的时候，他们招架不住了，倒下了，倒在了自己的绝望和叹息里。谁让他们是诗人呢？谁让他们是一些手无寸铁的诗人呢？他们心中的诗歌是不能拿出来当武器用的，他们疼爱那些可怜的诗歌，唯恐它们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既使他们倒下了，那些善良的诗歌也是不能倒下的。“我本身是个影子，是天空中的那个模型的影子，何必为影子再造一个影子”呢。他们突然就厌倦了这个不真实的越来越虚伪的世界。当那些空洞的笑声再次在他们的耳边响起的时候，他们痛苦得快要炸了。他们实在实在是无处可躲，才不得不躲在了自己的睡眠里的。睡眠像收留一位远游归来的孩子一样，永远地收留了他们。
    尼采说过：“哲学不是为多数人准备的，它需要圣洁。”诗歌也是这样。可是，为什么连那少数人也容不下诗歌了呢？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不乏好戏的年代里，诗歌做不了主角，做不了配角，甚至做不了群众演员，难道为人类的精神跑跑龙套或者给人类的良心做一个忠实的观众也要把它挤出场地吗？人类的理念又在何处？
这就是诗歌的命运吗？
    这就注定了诗人的命运吗？
    狡猾的命运大概也正是看清了我们这个时代这脆弱的部位，才报以枪林弹雨的。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显一显威风怎么能叫风流呢？最先倒下的当然就是诗人了。谁让他们总是跑在前面呢？
    我不由得想起了加拿大诗歌的命运：“七十年代以来的诗歌，被称为诗歌爆炸的时代。如果说六十年代以前的诗歌发展主要是诗人自身奋斗、由国家文化机构出于民族主义刻意扶持的话，七十年代以后的诗歌就已经成为一股代表了汹涌文化主流的先锋力量。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大众对诗的态度改变。从诗集的出版和发行量上看，诗歌已经成为加拿大文学中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销路比小说还要可靠。而诗人也近乎成为文化英雄（《加拿大现代诗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是的，那是在国外，不是在中国。
    活在中国的方向曾在他的诗歌《梦想一棵玉米大树般倒下》里这样写道——

    我突然就理解了方向及方向们的自杀。他们只不过是生理自杀，又有多少人早已精神自杀了呢？我实在不愿再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消息了。我的身心已经惊吓得磨损得够厉害的了。
    英年早逝的诗人骆一禾曾经颇有感触地说过：在我们这里，无法指望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会有人重新发现一位过往的诗人。也许海子是个例外。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许多人在谈论海子的时候，实际上并非真的是在谈论海子，而是在谈论自己。谈论一位死去的诗人只是一种时尚，谈论活着的自己才是一种风光。你仔细去听，那弦外之音是听得出的，那隐藏在言语背后的深层心理是看得见的。因为这些人太爱自己了。就像是借着别人搭好的舞台来亮相一样，也算得上是一种聪明的表演罢?
    在这样一种天气里，我能做什么呢？除了为那些终生为诗歌燃烧的、临终了还“想写一首诗”的诗人们祷告，再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