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时间的重重雾障(3)

    ——谭延桐访谈录

韦露：说得太好了。那你认为中国有哪些名家的作品值得读？

谭延桐：我这人生来就比较倔犟，只认作品不认人。中国绝大多数“名家”的作品，我都不是很喜欢。他们的名是可疑的，作品更是可疑的。我喜欢那些真正具有实力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往往都鲜为人知，而作品却写得相当地出色。一直以来，这些实力型作家，都是我的心仪，我的心灵的朋友。他们的生命很美好，作品也很美好。我喜欢这样的美好。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就不列了吧，也免得那么多的“名家”们看了不服气不高兴，甚至还会在有些场合把我骂个半死，咒个天昏地暗。我虽然不怕别的，但我怕麻烦。和中国的“名人”有牵扯，太麻烦了。有时间的话，还不如去多读几本书的好，当然了我是绝对不会去读他们的书的。读他们的书还不如有人把我给狠狠地打一顿，在疼痛中也许会悟出一些大义谛来，读他们的书就会什么也得不到，除了一次次地失望，什么也得不到。人不能总是在失望中过日子吧。

韦露：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征？

谭延桐：让我想一想……一句话……那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句话吧：美好且富有诗意，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想像。

韦露：你心目中的作家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谭延桐：样子？千万不要摆出一个作家的样子来。样子绝对不是摆出来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你比如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画的画，乍一看，你绝对不会相信那是一个18个月的幼儿画出来的，可她就画出来了，而且画得有鼻子有眼、有神有韵的。我女儿在画画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她要画画了，完完全全是一种自然状态。往往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下才会出惊异之作。要说样子，大体上来说，一位作家应该有修养，有情怀，有智慧，有思想；骨子里高贵，血液里优雅；有相当的灵魂的风度，思维的高度，语言的纯度……说到底，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应该活得比一般意义上的人更像一个人。最好是，能够成为一个象征，一种隐喻，一个昭示。先做人吧，舍此路无路可走。做人第一，做文第二。如果连人都做不好，做起文来肯定就会十分勉强，疙疙瘩瘩。

韦露：有人说，诗人大多都是神经病，作家大多都是疯子，总而言之，大多都是一些不太正常的人，你认为呢？

谭延桐：因为这个社会太不正常了，在这面太不正常的镜子里面所折射出来的当然都是“不太正常”了。“不太正常的人”，往往都是在这个非理性的社会里所压抑、所扭曲、所迫害、所摧残的结果。当然了，也不排除另一类“不太正常的人”，他们是被精神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名利欲、权力欲、霸主欲、占有欲等等所扭曲的。

韦露：你认为知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很重要吗？

谭延桐：是很重要。《传道书》里这样说过，“我再拿一点儿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这饼，在这里，我就理解为知识。知识的饼，是可以为人加添心力的。一位作家，如果心力不足，就会日益力不从心。当下作家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知识结构”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光靠一点儿小聪明、小灵感、小感觉、小经验什么的，是写不出什么大作品来的。当然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直觉和感知能力，比知识还要重要。如果说直觉和感知能力是皇帝的话，那么知识就是丞相，有一位好丞相无疑十分重要。

韦露：你认为哪些东西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很重要？

谭延桐：精神的储备，知识的储备，经验的储备，感知的储备，智慧的储备，语言的储备，情绪的储备，状态的储备……这些东西，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非常重要。要不，就会后劲不足，有气无力，越来越衰竭，越来越可怜。

韦露：你认为文学应该有形象吗？

谭延桐：文学当然应该有形象，应该有内在的形象，也应该有外在的形象。我一向不喜欢那些浮肿虚胖的作品、骨瘦形销的作品、哮喘不止的作品、奄奄一息的毫无形象的作品；我喜欢那些健美的、鲜活的、有力的作品，也就是形象美好的作品。

韦露：现在的作品总是越写越长，你认为这正常吗？

谭延桐：不仅越写越长，还越写越滥，这怎么可能正常呢？一部《老子》才5000多字，它囊括了多少内容呵；一部《阿Q正传》也只不过才几千字，却写出了一个国民的灵魂……现在的作品动辄几万字，几十万字，却像稻草人一样，或锦拳绣腿一样，尽是铅华，尽是杂质。因此我就觉得，现在的作家其实大多都是废话大师。不过，废话多了，可以多赚稿费，对作家的生活有所帮助。我真的很怀念过去的那个简洁的时代，那些简洁的生命和简洁的艺术，它们就像明末清初的画家朱耷那样，一笔可以细含大千，数笔可以立见天地。话又说回来，即使你硬要“废话”的话，那你也要废话得起才行。比如普鲁斯特就废话得起，把一部《追忆似水年华》写成了几百万字，还依然让人读得津津有味。因为他是在创造，为人类创造了一种了不起的“心理时间”。

韦露：刚才你说到稿费了，一位作家靠稿费能养活自己吗？

谭延桐：过去能，现在好像很难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一部长篇的稿费，就可以让一位作家吃一辈子；一部中篇的稿费，就可以给一位作家买来一个很好的四合院，或建一所非常好的幼儿园……现在哪有这样的事儿呵？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稿费却大大地不如从前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写畅销书的那帮写匠，相对来说，他们比较能赚钱，可在我的眼里他们根本就不能算是作家。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我说的是严肃作家——靠稿费来养活自己，实在是很不容易，这就跟卖血来养活自己差不多。比如张承志，上个世纪80年代辞职之后，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就曾过得很窘困，感冒了连感冒药都买不起。直到多少年后做了北京市作协的签约作家，能每个月领到一千块钱的签约费了，才终于算是有了一点儿好转。在这样的“稿费制度”下，中国作家是很难大方得起来、洒脱得起来的。靠喝自己的血为继，怎么可能会大方得起来、洒脱得起来呢？不信你就去调查一下吧，按照“稿费制度”来发放稿费的报刊，绝对不会超过一半。尽管“稿费制度”明确规定，每千字不能低于50元。作家太软弱了，只能忍，不忍也没有办法。即使你有“讨个说法”的想法，也没有足够的钱去讨说法。讨说法，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钱，这两样，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都很匮乏。“没有钱花的人既不是自由的人，也不是风度翩翩的人。”是帕尔米耶里说的。作家要想成为自由的人和风度翩翩的人，光靠拼死命地写作，等那一点儿可怜的稿费，看来是不太行的。

韦露：又是一种无奈。太无奈了。我们还是说说别的吧——你读书的时假，喜欢做笔记吗？

谭延桐：早年，非常喜欢做。光我做的读书笔记，如果全都加起来，恐怕不下200万字了吧，包括文学的，也包括哲学的，美学的，宗教学的……那时候记性好，反而相信“烂笔头”；现在记性不如过去了，反而不太相信“烂笔头”了。因此，我就觉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俗话，是很可以商榷的。因为我用“烂笔头”记下的那些笔记，虽然牢靠，却很少有能派得上用场的；倒是垒在心里的许多东西，慢慢地连成了一个精神的万里长城，一直在帮我防御着一些世俗的入侵。我现在是宁可相信“烂笔头不如好记性”了。好记性里珍存着的东西，一翻就可以翻到；烂笔头记下的那些东西，却很不容易找到。

韦露：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语言是宇宙的地图，这句话具体应该怎么讲？

谭延桐：先更正一下，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的，是博尔赫斯针对亚里士多德学派来说的。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眼里，所有语言都是宇宙的地图。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切，因为从这张地图中，我们看到了天地万物的秘密。如果一个作家的语言没有地图的作用，那这个作家就是名存实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