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琐忆——樟村中学的人和事（之二）

数学老师陈金辉

    陈老师也是上海人。1963年（？），他参加上海市数学竞赛，得了第六名，保送到华东师大数学系。毕业后先是在南昌新建县某农场劳动了一年，（约等于现在等分配）然后到了玉山，被安排在临湖中学。学校离县城较远，规模极小，全校的领导和老师加在一起，也还只是个位数（共八个人，吃饭时正好一桌）。幸好领导是江清（后来长期担任樟村中学校长），可以担当高中文科所有课程的教学任务；陈老师到后，教数、理、化和英语，“大包干”！

1973年，陈老师调入樟村中学。

说起陈老师的数学，几乎是无人不夸。

陈老师深度近视，个儿不算高，身材微胖。上课，常常是两根粉笔，一个图钉，外加一根细线，用来作图。他经常不带数学教材。对他来说，课本像幼儿读物，太简单了。

他的解题能力令人惊叹。

从整体来看，那时老师的水平和教学质量都比现在略差，但陈老师太优秀。他的数学思维的敏捷，解题的直觉，即使现在，也仍然罕有其匹。

我父亲也教数学，而且也是个很不错的数学老师，那时经常被一些难题所困，昼夜不停地演算或推理，还常常和其他老师一起争论或探讨，最后没招了，问陈老师吧——立即搞定，在陈老师那里，几乎没有什么难题了。

我很庆幸我的高中数学一直是陈老师教的。整个高中阶段，数学是我最为得意的一科，凡是数学竞赛，我都拿第一，因此我也深得陈老师好评。

我对数学是多么痴迷啊。我对数学的狂热之情，都是陈老师激发的。

陈老师的教学透着潇洒。语调平缓，没有什么抑扬顿挫，极少批评学生，他好像会陶醉在自己编织的数学世界里。

他一直订阅《数学通报》，应该是那时最权威的数学期刊，有一回他发现我们的数学教材有误，就写了一篇文章（现在叫论文了）寄去，文章很快发表，他得了二十五元稿费，等于他半个月工资。

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向《数学通报》投稿，自己动手编一些貌似巧妙、高深的数学题目，因为《数学通报》每期都会在封底登六道题目，向全国读者征解。结果当然是不难预料的：石沉大海。现在想来，自己也太不知天高地厚。

后来我也陆续向一些文学期刊投稿，当然除了有过一次退稿，就什么也没剩下。不过很少人知道我的投稿源于喜爱数学。

1980年肖成汉老师调往玉山县城，陈老师也于1983年调离樟村。当时为了他调进玉山一中，县里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的协调方法是：用江西师大数学系的两个本科毕业生（是万家春和杨冠玉，后来两年后都进了玉山一中）换陈老师。这个方案得到了樟村中学的同意。

陈老师在一中工作直到退休。随着我的工作岗位的变动，从前我和陈老师的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应该说，他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

前年陈老师退休后去了横峰一所私立学校任教。三个班的教学任务，如何对付得过来？我给他打电话，劝他注意身体。感恩节那天，我给他的小灵通发短信。他很高兴，给我回复：要不是你给我发短信，我真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呢。

平淡的日子里，往日恩师的一言一行很容易拨响你思念的弦。平时我常想起那时在樟中，有一段时间陈老师经常拿着个魔方在研究什么，桌上则是复杂得让我眼花缭乱的算式，关于魔方的；他还将古典的智力游戏“巧解九连环”推广到十三连环。前年就这事我还当面问过他一次，他淡淡地说：其实也并不复杂的。

在当时，他显然是“智力过剩”的。

陈老师现在身体康健，在玉山一中文苑学校继续教书，我也经常可以和他谋面。在一起的时候，谈话的主要内容还是数学。我们一起回忆那时樟村数学“人才济济”的辉煌局面，也会忆及现在早已失去联系的数学尖子。当然，我还常常问起他那极聪明的儿子。他儿子比我小十来岁，一般是暑假时才由妈妈带着从上海来樟村，我们常逗他玩。我们给他吃玉米或红薯，小家伙非得让你先吃上一两口他才肯大嚼大咽，逗得我们乐啊……他儿子现在上海工作，女儿则在玉山安家。对陈老师来说，享受“天伦之乐”应该不是一种奢望。

稍感遗憾的是，我没能在高考时证明自己的数学实力，想拿满分却总也拿不到，（我是补习两年后才考上大学的）数学反倒成了我心中难言的痛。记得我总在最后一道解析几何题上“翻船”，现在看来极为简单的运算，偏偏越急越乱，整道题分数全丢。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几次高考，我的数学成绩都属高分段。

我可能太在乎数学分数，太想通过分数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但“欲速不达”。

后来我读的是中文系。曾有多年疏于联系的同学见了面，问及从事什么“行当”，他们往往对我“教语文”感到大惑不解：你怎么不是教数学？！

大学毕业后若干年，我还会偶尔翻开现行的数学教材，选几道题目试试自己的“数学功底”。但现在的内容早已“大换血”，所用的符号，也大多“改头换面”，只有“徒唤奈何”了——一个老师对学生影响之大，有时真的会超出自己的想象。

谢谢陈老师，他给了我整个高中阶段最美好最纯净的回忆，有关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