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琐忆——樟村中学的人和事
樟村中学是我的母校。父亲是樟村中学的老师，而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在樟村读书，所以我几乎是在樟村中学长大的。我从童年到上大学之间长达十来年的记忆，几乎都和樟中有关。
奇怪的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很少回母校。细究起来，原因复杂。我当然是个俗人，也像大家一样觉得自己没什么“成就”，近乡情怯；另外，课任老师在我毕业之后接二连三地调离，也构成我极少回母校的一个原因。但在别人眼里，我差点就是一个感情淡漠的人。
非也。
在我心里，很多教过我的人都成了我回忆的重要内容。甚至在毕业之后从未再见一面的往日恩师，也常在某个夜晚成为我怀旧时的主角，尽管他们对这些一无所知。
下面是我对母校人、事的一些细琐的回忆。
一、英语老师李定鑫
我是在70年代末读的高中。那个年代，英语刚刚开始成为高考科目，大家对英语的重视程度远非现在所能比拟。
但因为有了李老师，我们对英语的兴趣近乎狂热。
李老师是上海人。“文革”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学。据他自己所说，他的英语是跟一个苏联留学生学的。那个苏联人是他大学同学，英语很好，于是两人“互为补充”，李老师教他古文，他教李老师英语。
李老师毕业后到江西，先在上饶一中教书，后来被校领导（这个校领导后来成了上饶师专的书记）撵了。他的性格，是绝不会讨领导喜欢的。后来也好像到了玉山一中，也很快“遭人嫌弃”，然后就到了玉山县的妣姆中学，一呆就是几年。后来因为肖成汉老师调到樟村中学，才把他带到了樟村。肖后来成了樟村中学的教导主任，再后来是县教育局长。但在妣姆的时候，肖经常挨整，李则“陪斗”，他们算是患难之交了。
李老师1978年9月9日到樟村。因为这一天，樟中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所以我印象深刻。（会另文专述）
李老师瘦高个，一米八的样子。满口的上海话，让我们不知所云。听妣姆的老师说，他书架上的书基本上是英文和德文的。
他时时刻刻都是手上拿着书，并且大声朗读。教我们英语，那方法也极简单：读，拼命读。
他的工作热情近乎狂热：不计报酬，没完没了地苦干。
那时国歌的新歌词刚公布吧，他每天翻译两句，自己用毛笔抄写在废试卷的反面，然后张贴在教学楼的过道上。国歌背完之后，是《英语900句》，也是每天两句，他坚持不懈地抄、贴，并要求每个人都读，连他的同事也不例外。学生倒也罢了，那些26个字母都不认得的老师，也一样会被他一再逼问：“今天的两句会背吗？”这样很多时候会弄得非常尴尬，因为如果你背不出，他马上一句口头禅：“真糟糕勒！”也从来不考虑对方是不是领导或比他年长。
我记得有一次县教研室的英语教研员（也可能是县城某学校的英语老师）到樟中，学校为了以示尊重，特意安排了一个讲座，让我们这些乡村的学子有机会聆听来自县城的名师的讲课。好像那老师只讲了不到二十分钟，坐在下面的李老师就再也坐不住了，走上讲台现场纠正那位老师的表达不准确之处，后来那人也就再没开口的机会，被李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到超时为止。
可以说，李老师英语教学的辉煌成绩在樟中历史上无人能及，以后恐怕也是这样。有一年，他所教的学生有二十多人考取师范，对那个年代的活在穷山沟里的我们而言，考上师范约等于改变命运。而且，考上师范的这些人，基本上靠得是英语的明显优势，因为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其他学科的成绩很差，比如，有的数学只能考十来分。
直到现在，他们对李老师仍然心存感激。
我后来也是加试英语，但因文化课成绩上了重点线，就没有进行口试。这样看来，我倒也没有完全“辜负”老师的教导。
李老师80年代回了上海，但据说评高级职称遇到大麻烦。后来就再没有他的消息。按年龄，他也已退休。二十多年没见，想念之情与日俱增。我真心希望他在退休之后，能安享大都市温煦的阳光，有孝顺的子女，当然，他还必须有书可读。也希望他的寓所空气清新，离菜市场近些，可以很方便地买上他最爱吃的白豆腐。在樟村的时候，一有豆腐汤，他总是吃两份。
前几天向李校长了解李老师在妣姆的工作生活情况。李校长讲起一件事情，他说李定鑫老师在妣姆时经常遭人欺负，包括学校的工友，也对他很不尊重，比如在食堂买菜，给他的那份就会分量偏少。有一次李老师拿着书读着读着上了一个陡坡，回头一看两腿发软不敢下来，后来就遭到放牛小孩的小石子“袭击”。类似的事情，应该不止一件。
这真叫人感慨万千。
我经常想象那样的年代里，像李老师这样具有“教授级”的水平而在我们穷山沟里备受欺侮地生存，他的内心会痛苦到怎样的程度？很奇怪那时我们的眼中，李老师整天乐呵呵的笑口常开，好像没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
他的经历，留给我太多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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