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研究，任何一门具有科学属性的学科，都应该有自己明确的研究目标，这个学科内的学者也都对本学科的研究目标有着大致一致的认识。否则这个学科岂不乱成了一团？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是描写和刻画语言事实，从语言事实中抽象出分布规则的话，那么生成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就是对人类语言作出形式上的普遍解释——建立一套普遍的形式规则，这些形式规则是普遍存在的，任何语言都在其约束控制范围之内。哪些成分只能出现在哪些位置上，哪些成分不能出现在哪些位置上，哪些成分必须带有哪些标记或具有哪些属性等等，都有一定的规则。而且所有的语言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建立这样的一套形式系统，这是生成语言学所追求的目标。功能语言学同样试图对人类语言作出普遍解释，但是她要做的是对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作出功能性解释——因为功能语言学家相信，语言现象背后一定有相应的功能的推动。寻找推动语言现象形成的背后的功能因素，这是功能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例如，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语言的句子开头都是旧信息，而新信息总是倾向于放在句子的后半段，或者结构的后面？为什么有些句子在句法上语义上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就不能那么说？为什么所有语言的句子在结构成分上都不会超过七个？通常在四个左右？为什么世界上的语言在表达时间的概念时，大都通过原本表达空间的词来表达？诸如此类的规律很多，背后都有功能性的原因。而功能主义语言学要寻求的就是这些功能因素。从那里找到答案。

那么相应地，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在追求对人类语言的解释方面，当代语言学中的两大流派生成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是一致的，同样，语言类型学在这一点上也与生成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一样。但是他们所解释的侧重面和解释的方法并不相同。语言类型学要解释的是语言的各个类型内部都有哪些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哪些方面表现为一套规则系统，这种规则系统背后是什么样的制约规律在起作用，这种规律性的作用是否同样作用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通过对语言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考察，发现某些规则是某些类型的语言所具有的，而另一些语言并不具有；而具有某些规则或不具有某些规则的背后或许存在某种更为深刻的制约原则，或者说是某种更高的规则。这种更高的规则决定了某些语言选取了普遍规律中的某些参项，于是便具有了所谓的某种特定的规则，而另一些语言则可能选取了普遍规律中的另一些参项，于是便具有了另一些特定的规则。而实际上，具有某种规则或不具有某种规则都是受到更高层次的规律的控制。这种更高层次的规律便是所有的语言都具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类型学也同样追求对人类的语言作出普遍的解释，并且是通过建立一套有层次的规则系统来解释的。

例如，类型学的研究发现，凡是VO型语言的定语从句倾向于在名词的后面，相反的情况比较少见（汉语是少见的情况之一）。这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不同类型的语言所选取的规则并不相同。语言类型学还要对这些不同类型语言所选取不同的规则进行解释，即，为什么VO型语言会不自觉地选取定语从句在后的语序策略？其背后制约这些“选择规则的规则”又是什么呢？只有把这个“选择规则的规则”找出来，真正的语言类型学理论才算建立起来。对语言类型进行普遍解释的目的才算达到。语言类型学目前是通过“动因”及其之间的“竞争”“和谐”等因素来解释的。

由于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因此，语言类型学同样要在这些不同的领域建立起语言类型，并且在这些分支类型中建立起各自的规则系统。要建立不同的语言类型，首先要确定区别类型的参项，比如A类型和B类型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就是它们之间的参项，而确定或发现这些参项并非易事，因为这些参项必须与一定的规则相联系，换句话说，具有或不具有这些参项决定了一种语言是否服从某些规则。例如有些语言比较句形容词都在比较基准的后面，而有些语言的比较句在形容词的前面；有些语言的介词短语都在动词之前，而有些语言的介词短语都在动词的后面；有些语言的所有格标记在名词的前面，而有些语言的所有格标记名词的后面；有些语言的助动词在动词的前面，而有些语言的助动词在动词的后面，等等。这些对立的现象都跟这些语言中的哪些参项有联系？如果找到了这个参项，只要确定了这个参项，就能将这些语言区分出两种整齐的类型来，问题就会简单得多。类型学家现在确定，上面举列的那些互相对立的语言都跟宾语和动词的位置相关。即是VO型语言还是OV型语言，这个参项决定了不同的语言选取了不同的句法语序规则（即为什么VO还是OV会决定一系列相关的现象）。因此，寻求和解释这种决定不同语言的各种一致性特征的参项，成为语言类型学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