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生回应的第一点是“约定”，他说： 

约定任何对话都需要基本语义约定，否则就会打乱仗。比如我们说人是能劳动的，就一定暂时排除了重残者、婴儿等等；我们说人是高智能生物，就一定暂时排除了植物人、痴呆者等等，所以大家说到“人”，才不会说岔。同样的道理，我们说“语言”，有时独指口语，有时兼指语言与文字，而且以后种情况为多。“汉语写作”、“汉语阅读”、“华语文学”、“华语媒体”、“语言学家”等通行说法即为其例。我的演讲从此例，恐听众大意，还特别在开始处约定：“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金先生无视这一约定，批评我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我只能感到无奈。其实就在他自己短短的文章里，他也大量使用“日语”、“韩国语”、“英语”、“语言学家“、“汉语的发展”一类，几乎俯拾皆是，也都是以语代文，或者以语兼文的，岂不是自己也在参与“混淆”？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日语”怎么可以借用汉字？应该是“日文”吧？字同音异的现象是不是被说反了？

 我觉得，这是韩先生在为自己的误解开脱。一般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约定？是在一时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某个概念的时候，需要借用某一近义词来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约定。约定通常需要事先声明。但是明明有一个现成的“汉字”这个名词，韩先生舍而不用，却在没有事先声明的情况下，把“汉语”约定为“汉字”，这样做恐怕不是约定，我想，真实的情况是，韩先生在演讲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并没有明晰的“约定”，所谓“约定”之说，是韩先生事后的补漏。如果韩先生概念清楚的话，当时完全可以将演讲中很多地方的“汉语”用“汉字”来表达，并没有任何困难或不方便的地方，例如：

 “汉语（汉字）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

有人说汉语（汉字）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汉字）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汉字）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这么多汉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汉字）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汉字）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英文字母）输入慢，反而更快。”

 韩先生批评我“比如照他自己定下的规矩，“日语”怎么可以借用汉字？”我并没有说过韩先生所批评的话，我的原话是：

 日语、韩国语和越南语借用了不少汉字词，但借用某一外语中的词，并不意味着这种语言中包含另一种语言。如果韩少功说的是汉字文化圈，那么日本至今还使用汉字，而且大部分基本词汇是用汉字来书写的，日本本土词和功能词用平假名（假名也借自汉字），外来词用片假名。韩国语废除了汉字书写形态，保留了汉字词，但是并没有采用欧化的拼写形式，他们采用的是自己开发的独特拼音形式。只有越南语保留了汉字词，采用了欧化的拼音形式。因此韩少功说他们“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不是事实。

 我说的是“日语、韩国语和越南语借用了不少汉字词”而不是“汉字”。这些词当时是通过汉字形式流入这些国家，大部分保留了这些汉字所负载的发音，而有些词的意义却和汉语中的意义不同了。我说的日语、韩国语就是日本语言和韩国语言，并没有以语代文，韩先生不必为我解释，误导读者。

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批评和讨论，使得韩先生在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注意区分这两个词所表达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的一个目的也达到了。这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为了面子补漏洞，然后你来我往地争论，没什么大意思。

如果韩先生觉得我的批评不对，不愿意接受，今后还是这么把应该使用“汉字”的地方说成“汉语”，那是你的自由。对我来说，并无任何损失，而对韩先生来说恐怕不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