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和对面酒吧吵了一架。

不用说，又是因为半夜（十一点半）忽然开始飙歌。我都睡着了，被惊醒。二楼住了台湾同学和武汉同学，本来也都睡了，不用说，全醒了。

打了110，110马上出警。

对方气我打110，凌晨12点多收工后又“加演”了一场，作为“回礼”。我只好从被窝里爬起来，深更半夜去对方店里问当家老板“究竟要怎样？”

从该酒吧的角度讲，他们有他们的委屈：自打他们入驻现在的位置，被人多次以“半夜扰民”的名头报警（这个人，他们认为全部是我，其实也有其他人，反正我报的多，就都算我了。我都在昆明休假了，还有人在微博上艾特我，让解决对面酒吧半夜唱歌的问题，也太高估我的能力了）。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努力了（确实比下段的那些酒吧强），会适时关小音量，居然还被投诉，所以该酒吧有如下观点：

“为什么别人都不觉得吵，就你家嫌吵？”

“你去问问古城的110，他们对你报警是什么态度？他们又不是专门管这个事儿的，也不是专门为你家服务的。”

“半夜唱歌也不是我们想唱，是客人要唱。”

“你去看看洋人街，再看看红龙井下段，看看那些酒吧都是什么音量？”

     今天格外不爽的原因是，又报警：“自打我们开业，警察这是第三次来。”（其它问题都没什么信息量，只有关于110的，我以前报那么多次，警察都没来？什么状况？还有就是有否在不当场合谈论报警人，这个是工作制度允许的吗？）

    本日的情形是：

我在十一点半被吵醒，对面忽然开始高唱，被惊醒到现在没法继续睡。

我家客人被惊醒。今天的客人骑单车去洱海边村子，晚上七点多才回来，很劳累，有一个还被风吹得咳嗽了，迫切需要个好睡眠。本来早早睡了，前面都很安静，也是突然被惊醒，表示不理解和愤怒。

关于这件事情的孰是孰非，我觉得根本就不用讨论了。扰民就是扰民，扰民非说没扰，那就是装了（最反感装天真）。

正是因为对歌唱的分贝数和时间都没有有力约束，也因此形成红龙井下段非常吵闹的环境，家家大声，家家听不清。这也是对面酒吧从下段搬上来的原因之一。

现在看，酒吧深夜飙歌，邻居客栈我受损失：自己休息不好，客人休息不好，影响客源，影响收入（酒吧老板一直说，他们也要忍耐客人酒后失控，走调飙歌，但是问题是您赚钱了，周围的人只有被打搅的份儿，靠打搅别人休息赚自己的钱这算是生财有道吗），但是，无序状况从下段一旦移到上段，上段也变成下段，该酒吧大概面临的不过是以前“听不清互相吵”日子的翻版。

关于如何避免酒吧噪音扰民（民也包括游客），连丽江都出台规定，以歌唱为主题的酒吧过十一点一律收声，日常演唱不许插电。相比之下，大理政府部门在噪音约束方面，从制度到行动，几乎是无作为。到目前，我没有看到环保部门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表现（话说，我也确实打过环保局在114登记的电话，根本没人接听）。当然，也可能环保部门碍于相关壁垒。

古城的旅游业态应该是作为主管旅游的大理旅游管委会的职权范围，前段时间记者进行相关采访，也质疑其对酒吧噪音在管理方面缺位。

只好劳动110。深更半夜，城管也下班了，不找110找谁呢？也因此可略窥基层警察日常工作之辛苦：所有的社会矛盾和因制度缺失产生的各种问题，都集中由他们消化处理。

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抱怨什么。真正想记录的是我个人对大理古城人文环境的观察。通过由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相关业者、本土居民和我这个在古城生活了一年的新古城人，在看待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态度和方法上是非常不同的——

本土居民看重人情。很多人觉得本乡本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夜半歌声很摧残，但忍忍算了。在乡村秩序里，大概除非打出人命，才需要报警。尽管大家也纳税了，但不习惯把自己当纳税人要求公权力部门为自己做出服务。再就是，鉴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切理解，遇到问题还是靠请客吃饭、人情交际解决（再次想到，出警三次）。

这也是为什么酒吧老板很生气，怨我又打110。

关于这一点，还有个例子，昨天博友“兰若山居”发微薄说，有个古城老居民发短信给他，请他帮忙，红龙井的酒吧（指的是下段）太吵了，希望他能通过网络呼吁相关部门管理一下。兰若直接发博说，就不指望相关部门了，希望酒吧大佬们能有所改善。

而我的成长经历使我习惯遵循并相信社会文明和秩序，比如说法律、规则，希望通过公共手段，公平、合理、有根据地解决问题，希望每个人都受到公平对待。希望用制度来解决矛盾，而不是靠人情。所以我打110，并不是要整谁，而是相信他们能更妥帖的解决问题。比我上门吵架要体面。

当然，和对方沟通过以后，决定下次家里有客人可以先和酒吧老板打个招呼，搞不定再借用110的力量。注重邻里人际，是我在乡村社会中学到的。

有人说，大理是城市，不是乡村！

大理绝对算不上城市，除非你管钢筋水泥叫城市。

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契约精神和法律文明。城市的哪个地方会把唱K的地方叫酒吧？哪个KTV没做好自家的隔音降噪设施？哪个酒吧大半夜的歌唱惊醒周围邻居还能不被停业整改？

大理，最最需要的，正是契约精神和法律文明。

中国的乡村社会，能崩塌的都崩塌了，该重建的还都没重建。身处其中，没有人能当赢家。

这是我个人经历中的悲哀，更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剧。

所以，大理古城迫切需要出台相关规定，合理限制声音分贝数和无任何隔音设备的酒吧演唱时间。这样，对酒吧，对游客，对古城居民，对我，都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