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问题么

华说

“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曾有一时，这个古老的国度对此颇为骄傲，大张旗鼓地宣扬了N年。余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不知何以会自得如此。倘若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乃至政府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则不会有借贷行为发生，自然也没金融市场什么事。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这大概是所有的骄傲所在。“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思想源头，大抵在此罢。

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也应之而变。如今，借钱非但不是一件丢人之事，而且还显示着前卫和时尚，敢于“今天花明天的钱”才是新新人类。投资贷款，消费也贷款，房贷、车贷以及各种各样的消费贷款令人目不暇接。据说，也因此催生了一大批“房奴”、“车奴”以及“卡奴”，矫情之至也。为“奴”者而有房有车有信用卡，则其“奴”之阔气亦可知矣，无怪乎有人感叹欲做“奴”而不得也。况且借钱乃出于自愿，并非强迫，自甘为“奴”，则“求仁得仁又何怨”哉！

这按下不表。且说在金融市场上借钱的，不但有个人，有企业，还有政府——不仅是中央政府，还有为治一方的各级地方政府。时下的中国，人们所担忧和焦虑的，正是各级地方政府债务。说起来，这也是议论了多年的老生常谈了，众多的 “有识之士”也经常为之大声疾呼，发出一通又一通的“盛世危言”或者“警世明言”。而几天前国家审计署对外公布的一则报告，则又挑起了这一话题。

国家审计署的公告说，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期间，国家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抽查。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12.94%。11个省本级和13个省会城市本级2012年债务规模比2010年有所增长，其中4个省本级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增长率超过20%。这份审计报告同时指出了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一系列老问题，譬如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融资平台虚假出资、违规取得债务资金等问题。

超过3.8万亿的债务，在平头百姓看来，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对财雄势大的政府而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审计署的公告一发布，照例引发了一些议论，意见大抵还是那些意见，或者指责地方政府借钱不知节制，虱子多了不怕痒，或者忧虑于债台高筑提升违约风险终致金融危机。不过，作为主事者的地方政府却显得颇为轻松。沪上一家报纸引述中西部某个城市的市长一番话，可以清楚到其心中的算盘：“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一亩。你说我举债，给我五年时间，那边配套跟城区一样成熟，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 一派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主事者与旁观者的观点截然不同，孰是孰非？是主事者盲目自信，还是旁观者多愁善感？如此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以愚观之，地方政府债务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取决于我们观察事物的角度。个人之见，债务数目的大小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形成债务的所借之钱如何花才是问题的关键。花得得宜，再多的债务也无所谓；乱花一通，再少的债务也有害。

关于政府债务的上限，舆论时常提到所谓的“国际警戒线”。这“国际警戒线”传说是一个经验数值，是政府所借债务占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GDP的比例。有趣的是，区区在下目光所及，这“国际警戒线”的数值似乎也在不断变化，有说50%，有说60%，也有说70%乃至以上者，单看这变化不定的数字，足见这所谓的“国际警戒线”实在只不过是“经验之谈”，虚妄的很不足为据。而这所谓警戒线之说，其意思其实也浅。只不过是说，一个人借钱，如果自己有100元，借50元、60元或者70元是安全的，最多不能超过100元，否则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还不上钱。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而且也未必是事实。因为现实之中，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所借之钱超过其资产，然后投资或者做生意大获成功，还本付息后盈利的事例是不鲜见的。警戒线云云，无稽的很。

艺术创造，据说有“为艺术而艺术”者，但一个借钱之人，绝不会以借钱为乐，“为借钱而借钱”。借钱必然有目的，或为调头寸，或为投资，或为消费。因此，看一个人或者企业借钱，不在于看其所借之钱的数目多少，关键是其借钱投入的项目最终的产出。倘若项目的回报率高于过借钱的利率，借再多的钱也是合宜的；倘若其收益不及贷款的利息，则借再少的钱也是一种损失。地方政府借钱也是一样，其借钱就是为了发展一方经济和社会，或者用于建设基本设施，或者用于社会民生的投入。衡量其债务的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其借钱投入的项目的带来的社会收益是否能够超过社会成本。

因为企业有资产负债表，做假账不论，企业的债务合理与否可以从这张表的数字变动中清楚地看出。资产减去债务是企业的净资产，倘若企业的净资产在不断地上升，则无疑表明其借钱经营的决策是英明的。但问题的是，政府没有资产负债表，而政府投入项目牵涉到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也不容易衡量。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民生投入不论，即便是所谓的经济建设项目，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也很难算清楚。譬如说，一个地方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是收费的。容易知道的是一笔账：每年的路费收入减去贷款利息，有余是盈利的，不足便是亏损。但不容易知道的，是这条高速公路带来的“外部性”。交通便利带动了四周工业的发展，这社会效益不容易算，此外高速公路导致的沿线地价的变动，上升是收益，下降是亏损，这笔账也不容易算清楚。实际上，上述所提及的那位中西部城市的市长的算盘，正是基于这种思路。虽然，其“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一亩”可能太过乐观了。但不管怎么说，总体而言，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经营是成功的，各地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便是一个证明。

顺便提一句。如今人们对地方政府以卖地收入偿还债务颇有微词，称之为 “土地财政”，但其实，从古至今，土地一向是最为重要的资产之一。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作为掌握有土地资源的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来获取收入是正常不过的。而且相对于通过税收获取收入，卖地的社会成本要低得多。

一个人借钱花天酒地，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欠下一屁股债，累及后代“父债子偿”；如果用于正当的投资与生意，经营得法，当下的债务会成为未来财富的基础，福泽子孙。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同一个道理。不要问债务多不多，要问钱花得对不对。

2013/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