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的走红

华说

一夜之间，“中国式”一词忽然红得发紫。

这不是“中国式”的第一次走运。记忆所及，早几年前，因为一部名为《中国式离婚》电视剧的热播，“中国式”一语曾经一时风行。潮起必然有潮落，时间一长，渐渐地也就落寞了。不曾想，时来运转，“中国式”迎来了第二春。

此番“中国式”的再度走红，其实颇有些无厘头。最初的源头，是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调侃了一下国人过马路的行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并将这一行为命名为“中国式过马路”。无意插柳柳成阴。这条小小的微博赢得了广泛的共鸣，迅疾被众多的人们转发、评论，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扩散开来，成为网上流行一时的段子。而此后传统媒体的跟进，则可谓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中国式过马路”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了。

话题一经展开，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和逻辑野蛮生长。有了中国式过马路，就有翻越马路护栏的 “中国式跨栏”，开车强行变道的 “中国式并线”，逆行造成堵车的“中国式堵车”。并由此而生发开来，家长拥挤在学校门口接送孩子上下学的 “中国式接孩子”；限行、限购、拍卖牌号治理拥堵的 “中国式治堵”；母女共赴相亲会盘问男孩是否有房有车有存款的“中国式相亲”……总而言之，“中国式过马路”的星星之火，迅速燎遍了整个草原。“中国式”近乎泛滥成灾，普覆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式”的一路高歌猛进中，人们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调侃——心态是轻松的、从容的，逐渐演化为讽刺——心情开始有些沉重，并最终转化为指责——进入愤怒的通道了。由自嘲而至于微讽终至于批判的过程中，事情的性质逐渐地越发地严重起来，起初只是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已，渐渐过渡到到国民的文明素养欠缺，终于无可避免地上升到了“民族劣根性”的高度。没有疑问，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

“中国式”不胫而走，“元芳，此事你怎么看？”“大人，此事必有蹊跷。”“大人，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是李元芳的标准答案。不过以愚观之，“中国式”一事，既无“蹊跷”，其背后也没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它只不过是“存在即合理”这一命题的事实陈述罢了。

从语法说，“中国式”一词是定语。定语是用来修饰、限定、说明名词或代词的品质与特征的。因此，“中国式”一词，是对紧随其后的“过马路”、“接送孩子”、“相亲”……之类行为的一种阐明和解释。换言之，是指出了这些行为的“局限条件”：发生于中国这一国度，发生于当下社会这样的时代，发生于中国人这一群体之中。显而易见，这是说，倘若非其地、非其时、非其人，则上述行为不会发生。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何也？局限不同也。“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一现象的确常见于国内而于别处少见。自然，你可以将其归咎于“人的素质”。然而，在我所在的城市，区区在下不止一次看到，那些来自据说是来自极为遵守交通规则的国度的人们，在“闯红灯”时和国人一样的奋勇，丝毫不落下风。是因为他们被国人同化而素质低了么？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国内现有的规则下，人们“闯红灯”所付出的代价不足以制约这一行为发生。

“人多力量大，没有车敢撞我们”也罢，“法不责众”也罢，既然违规的成本近乎零，其发生之频繁也就势所必至。在这一点上，驾驶员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反证。众所周知，相比于行人，国内交通规则对机动车驾驶员安全驾驶的要求更为严格，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很严重。同时在高科技的协助下，城市里安装了大量的“高清摄像头”，一旦“闯红灯”，“有图有真相”，驾驶员无法逃脱处罚。也因为如此，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如今在城市之中，尤其是在一些安装有摄像头的重点路段，机动车远比行人“守规矩”。

“中国式”所指之局限不同，不限于地域上的中外有别，亦涉及时代的变迁。“中国式接孩子”即其一例。“每到下午放学时间，全国各地小学门口，便会上演‘中国式接孩子’，家长们开着二轮、三轮、四轮等各式交通工具，早早就在翘首以待，人群之众、秩序之嘈杂彷如集贸市场。与之相对照，在国外多数地方的小学门前，几乎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这是对“中国式接孩子”的生动描述。但最后的说法，其实是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因为向前追溯二三十年，在中华大地上，也是“几乎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是的，在区区在下还是“祖国的花朵”的年代，几乎看不到有家长在学校门口等待孩子放学的身影。是现在的爸妈比过去的父母更爱自己的孩子？当然不是。然则何以会有如此大反差？答曰：时代不同了。譬如说当年上下学的时候，有哥哥姐姐一路同行，现在因为“只生一个好”，形单影只；譬如说当年左邻右舍挤在“同一屋檐下”，孩子们上下学的时候可以结伴而行，现在居住条件改善，住进了高楼大厦，隔壁邻居可能“相逢而不相识”，遑论孩子们在一起玩耍；譬如说当年农村上小学不出村，上中学不出乡，城市中小学也在家附近，现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众多的中小学撤并了，加上择校之风愈演愈烈，孩子们的上学之路越来越长；譬如说当年父母都是双职工，接送孩子“有心无力”，现在则有“全职太太”和“家庭主夫”出现；譬如说当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因为孙子孙女众多，无法一一照顾，如今往往是四个老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君不见，在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大抵是爷爷奶奶级的人物。早早地在学校门口等候，对他们而言，非但不是累赘，而且是生活的一大乐趣！……诸如此类的时代差异，“中国式接孩子”的应运而生，固其宜矣。

无视上下左右，不顾前因后果，放言高论“中国式XX”乃是“民族劣根性”云云，论者或者自得于、陶醉于所谓的“深刻”罢，但其实是不省人事之谈。抹去附着于“中国式”的褒贬色彩和是非判断，“中国式”的出现和走红，其实倒是意味着一种看待问题的客观态度。它提醒着人们，在知人论世的时候，动辄以道德褒贬为能事，于事无补，亦无助于问题之解决。唯有从局限条件的转变着手，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厘清事实的真相。进而言之，倘若那些冠以 “中国式”为前缀的行为和现象的确需要改变，则应努力促使局限条件的转变，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而不是责之为“素质”、“劣根性”便以为万事大吉。

2012/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