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焚烧为什么屡禁不止

（秸秆困境）

华说

这段日子的天气，潮湿而闷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的黄梅时节提前到来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周末在家，打开窗户望出去，一片土黄色，似沙，似雾，似烟，平日里清晰可见的景物，一时变得模糊而隐约。不用说，单从这感官上，就知道这空气质量好不了。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报告说，当日的PM2.5浓度一度超标近2倍。而临近省份一些地区燃烧秸秆，颗粒物通过大气扩散而来，是造成本地空气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矣。

打开电脑看新闻，果然，有关因为焚烧秸秆导致空气质量严重污染的报道不少，而且似乎东西南北中遍及神州大地。譬如说，从9日开始，江苏多个城市空气质量出现明显下滑，南京、扬州、镇江、泰州四市PM2.5急剧飙升，当天夜里PM2.5瞬时浓度最高达700 微克/立方米以上，24小时平均浓度均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处于严重污染水平。而在11日，湖北的十堰、襄阳、随州、荆州、孝感、仙桃、武汉等多地出现灰霾天气，最为严重者为武汉。不止此也，“易地而皆然”，秸秆焚烧所引发的空气污染其实在全国范围内上演着。

关注时事之人知道，秸秆焚烧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每年的夏收、秋收时节，神州大地上便会“狼烟四起”，令社会公众为之侧目。秸秆亦因时令而不同，夏季主要是麦子、油菜和蚕豆秸秆，秋天则以水稻秸秆、玉米、棉花秸秆为主。因为焚烧秸秆不仅严重污染大气环境，而且直接给交通、民航带来安全隐患，这些年来，各地禁止秸秆焚烧可谓不遗余力，那么大的物力、人力投入，但那效果，实在些微的很。行内流传的“年年禁，年年禁不了”一语，已经分明地昭示着现实的困境和无奈。

“不是我不明白，只是这世界变化快。”往前推十几年，秸秆，还是农民心目中的宝贝，没有人舍得将其就地烧掉。秸秆既可以用来养牲畜，又可以拿来烧火做饭，甚至可以作为建筑材料来盖草房。然而时移世易，如今的农村，家畜吃上了饲料，做饭用上了液化气，盖房子用得是钢筋水泥，麦秸稻草早已靠边站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秸秆的价值如自由落体一般快速跌落，最终，曾经的宝贝如今已然成为废物！

不仅是废物，而且成为了累赘。因为处理这秸秆，是要有成本的，而且这成本，正在越来越大。以夏收为例罢。小麦收割以后，紧接着就是种植下一季水稻、玉米等作物。这是农民最忙碌的日子，也是最劳累的日子，往往体力透支。这个时候要一本正经地处理秸秆，意味着支付更多的劳动力成本。倘若秸秆留在田里，一方面会妨碍种下一茬庄稼，不仅播种困难而且影响出苗率，给施肥、除草、收割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是一种成本；另一方面，今天的农民不再是当年的专职农民，田里活忙完后急着出门打工挣钱。很显然，在地里收拾一天秸秆的收益远远不及一天的打工收入；倘若雇人，则要支付一天的工资——这又是一种成本。随着这些年来人工成本的上升，一把火烧掉，省心而省力，无疑是一种最为理性的选择。

然而，农民的这一行为，虽然对自身而言是合宜，但对他人却产生了危害。焚烧秸秆带来的漫天烟雾，污染空气，影响交通。从经济学上说，这就是所谓的 “外部性”。解决这种“外部性”，一般而言有两种途径，一是管制，政府通过规定禁止某类行为。秸秆的“禁烧令”，即为此种方法。二是将“外部性的内在化”，通过政策的激励，让私人通过权衡利益来自行解决问题。目前，在有些地区，对不烧秸秆的农民进行奖励，以及对焚烧秸秆的农民的进行罚款等措施，其实都是属于外部性内在化的做法。

问题在于，从当下来看，无论是秸秆的“禁烧令”，还是奖励或者罚款之类的“外部性内在化”，倘若要真的收到成效，其实施成本和监管费用是在太高了。秸秆焚烧点量大面广，而且分散，而且白天不烧夜里烧、明说不烧暗地烧，要投入多少人力才能实现一一“盯防”？即便是出台奖励和罚款政策，一方面需要奖励和罚款力度足够——目前的奖励和罚款根本不足以吸引和制止农民焚烧秸秆，这需要多大的财政支出？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实施成本和监管费用太高了，所以秸秆的“禁烧令”根本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而只能沦为是一纸文件而已。每年紧锣密鼓的禁烧工作都在烟雾缭绕中尴尬收场，是势所必至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解决秸秆问题，当然不能指望“穿越”，让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回到的过去。以愚观之，秸秆的真正出路，大抵还在于秸秆的工业化利用。利用秸秆生产轻质墙板和复合仿实木门产品，生产燃料乙醇以及生物发电等等，在我国都有过探索。未能推广利用的关键，是现有技术条件下，投资大，成本高而收益低，因而无法实现产业化运作。当某一天技术实现突破，秸秆的高效转化成为可能，则秸秆焚烧将自然而然地不成其为问题。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会有多远？

2012-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