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乡说开去

——关于扩大内需话题的思索之一

华说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或许不免让人感觉人世的虚空和无聊。然而细细想来，说得却似乎又是实在的情形。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现实中的一幕幕，也如舞台上的戏剧，时常重复又重复地轮回上演着。

对时事稍有关注的人，对“下乡”一词必不陌生。随手翻开报纸杂志，鼓吹下乡的消息报道是并不鲜见的。大体而言，“下乡”起步于彩电冰箱，随后逐渐扩充。最新的进展是汽车摩托车也已经踏上了下乡之路。作为对开拓农村市场的形象概括，“下乡”一事似乎颇为新鲜。其实呢，这不但是“已有的事”而且是“已行的事”。君记否？十年之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也曾经有过一场呼吁开拓农村市场的运动，其热闹程度不亚于今日之“下乡”活动。作为当时开拓农村市场的一个典型，某一家企业生产的一款“能洗地瓜的洗衣机”，在当时被媒体广泛而又反复的炒作，成为社会热点的一时之选。然则当年“开拓农村市场”，其运命又如何？其实是不难想象的。十年之后不得不再次高举 “下乡”大旗，分明地透露着当年大张旗鼓之后不了了之的命运。

每每在经济不振的时候想起农民兄弟，实在也是无奈之举。对企业而言，农村市场向来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经济高涨之时，自然无暇顾及。及至经济低迷，海外市场和国内一二线城市的需求疲软，才会想起那片“希望的田野”。然而这片希望的田野真正要开垦起来也实在不容易，十年前的无功而返就是一个证明。即以刻下的“下乡”而言，其着力点，无非是打通扩展流通渠道，以及通过政府补贴实施价格优惠。直白地说，就是以便宜的价格将下乡目录之内的商品送到了农民的面前，以期实现刺激消费的目的。但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因为此类东西在此次下乡之前，早已在乡下流通；又因为竞争激烈，此类商品的价格战这些年来从未平息。因此，在那些有购买力的农村市场，早在下乡之前就已经被开发，而那些没有购买力的乡下，即便有价格补贴也不会让农民心动。寄希望于“下乡”运动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愚以为，“竹篮打水”的结局是注定的。

是朴素的道理：买东西，首先是要有钱。换一种高雅的说法罢，要消费，首先要有收入。每个人的消费，决定于其收入。中国的农民，虽然是这个国度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但也是一个收入水平最低的群体。反映于消费上，则是一个消费能力最弱的群体。试去翻看全国各地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这个直观地显示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数字上，农民，这个在数量上数倍于城市居民的群体，其消费总额无一例外地远在城市居民之下。农村市场之所以被企业视为鸡肋，正在于此。不言而喻，这不是“下乡”所能解决的问题。农村市场的启动和开发，必然取决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民的收入从何而来？粗略而言，不外乎是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前者是所承包土地的产出，后者为外出打工所得。那么，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两者各自占据怎样的分量？不妨听听农民自己的现身说法罢。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记者在北京西客站采访扛着被褥刚下火车的农民工。这位农民工直言不讳，说在家里种地只能吃饱饭，管一个“肚儿圆”，要挣钱必须要外出打工。他大略地算了一下，在家里种地年收入2000多元，而到外面打工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10000元以上。显然，这表明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家务农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奔小康”则非走出去不可。前者是生存，后者是发展，则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的出路何在，岂非一目了然？

我们每每自豪于“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却不知其中饱含的无奈和辛酸。其背后，其实是“人口多、底子薄”现实困境。资源条件是如此一般，人口又是如此之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生活着这个国家最大数量的人们。那片希望的田野是如此拥挤，以致只能收获基本的温饱，却无法提供更大发展的空间。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其中的一大部分人们转移出去，转移到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之中。如是做法实为一石二鸟之举。一方面，转移出去的人们可以获得更高收入；另一方面，他们的转移腾出了空间，为农业的现代化打开了通道：分割细碎的土地由此可以整合，规模经营的引入，必然需要现代机械和技术的使用，以及农业工人的出现。而实际上，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中国正是走着这样正确的道路。那标志，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大军从无到有的兴起。

这里的关键，是转移出来的农民必须有地方可去。对于刚刚放下锄头走出田地的农民，没有知识，没有技能，何处是落脚之地？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么？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么？当然不是！吸纳他们的，只可能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那些“三来一补”为特征的接外贸订单的工厂。在这里，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挣得收入。更重要的，他们在打工过程中实现着人力资本的提升。他们从这里学会了技能，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经验，为他们未来争取更高的收入累积着资本，也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全面提升累计着资本。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正是他们在不计其数看似不起眼的企业中的打拼，造就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为品牌企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跃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这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它需要过程，并不短暂的过程。原本，随着将近20年的发展，随着农民工大军的日渐庞大，随着“民工荒”在各地的出现，这个转移过程的终点站已经渐渐清晰地出现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可是在这个时刻，或许是因为外界的赞扬而轻飘飘了，或许是自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舆论开始铺天盖地引向对“血汗工厂”的控诉；地方政府开始利用“有形之手”强行“产业升级”；法律法规开始倾向于人为干扰劳动力市场自由运行。于是，在那些所谓的“血汗工厂”和“低级产业”纷纷倒闭之后，大量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不得不打起铺盖回到老家。而此时，外界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一进程，扩大了波及的范围。这实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倒退。

一方面口口声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似乎真是代言着广大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又罔顾市场的规律，强推所谓的产业升级，让农民工无处可去。这样的人物,究竟居心何在!现在，当上千万的农民工——官方的数字是2000万，因为工厂倒闭或者裁员而不得不重新返回老家的时候，却又有所谓的“下乡”运动，希望他们消费拉动内需。岂非可笑！

一语以结论之。当农民围着“一亩三分地”打转的时候，扩大内需永远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