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的觉醒
华说 (2001.3.8)
事是小事。初看到时也无甚感觉，但后来细细想来，却颇觉有些意味。
在上海，一位王先生来到银行询问他申请办理的买车贷款情况。接待王先生的银行职员在电脑上一番查询之后告知对方，你不能在这里贷款。原因是，两年前王先生用住房贷款买了房，因为生意不好手头偏紧，曾经有几次逾期不还与银行约定的分期付款，而且从未给银行打招呼。而此不甚光彩之事，已被记录在了他的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中。在浙江，中华工商联进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调研时，许多企业表示，融资难，不能将全部责任推给金融部门，而首先要反思企业信誉以及企业家的个人信誉。
这两则消息，刊载于上周的媒体之上。在汹涌的信息之中，毫不起眼，即使被人忽略，亦不奇怪。不过在人人都摇头叹气甚而猛烈抨击的“信用的缺失”的时下，它们的出现，在灰暗中现出一抹亮色。倘用这些天的低迷股市来比喻，便是那大盘上难得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将这两件事抬举至此，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不过倘若我们不停滞于事物的表象而深入其中，则会发现，这两件事情确乎有些异彩。
信用之事，我们向来将其归之于伦理道德，而与个人追逐私利无涉，甚至相悖。颇有意味的是，尽管在信用的建设上，道德的呼吁始终不断，那效果却可怜得很；然而发生在上海浙江的两件事，却清晰地显示着，当因为缺乏信用而造成贷款无门之时，信用的重要性被凸现出来了。在这里，信用和利益，成为了一个分币的两面。在这种状况下，切身利益的追求，必然同时转化为一种信用建设的力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信用与个人的利益如此紧密相依相存时，对信用的坚守显然成为了一种理性的选择，并拥有了强大的激励。前些日子，“史玉柱还钱”被炒得沸沸扬扬，或捧之上天，或贬之入地，热闹非凡。其实，对于还钱的动机，史玉柱本人有非常清楚地表述，“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将来还是要做大事的。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谁都会说，这个人把公司搞得一塌糊涂，欠老百姓钱也不还。这样的话你将来什么事都干不了。”他甚至直白地说，还钱“对我将来发展有好处，眼前我好像吃亏了，1个多亿现金我付出了，但是这个回报我觉得不止1个亿。”诚哉斯言！此亦发生于沪浙的事件之要害之处。对信用缺失的切肤之痛，不仅仅因为“良心”，更来自于“利益”。相对于道德教诲的虚弱无力，这种力量无疑远为直接、有效而且持久。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之作《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就是说，市场的运行自有它内在地规律。这种规律，同样那含于市场信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将会迫使每一个人为追求私利而不得不遵守信用，此时，信用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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