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并宣称违反了它们就构成越轨，然后再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圈外人”的特殊个体。由此一来，判断越轨的根据也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圈外人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破坏规则和越轨区分开来。越轨确实破坏了规则，但它仅指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标签的破坏规则的行为。这里，就涉及到正常人向越轨者转变的问题，即他是如何被贴上“越轨”标签的。

一个人对税收偶尔错误低报了收入、一个人偶然的歇斯底里、一个人出于好奇而尝了尝大麻是什么滋味...这类行为的发生可以不被人看见，当事人不会认为自己在越轨，同样也不会引起他人类似的看法，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自行修正而避免产生重复深远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初级越轨”亦即破坏规则。不过，如果这类行为碰巧被人看见并被公布于众，情况就会急转而下。过失者会处在一种“贬黜仪式”之下，并受到指责或惩罚。尤为重要的是，这时他就会被人贴上各种越轨者的标签，如疯子、偷税者、婊子、无赖、小偷或吸毒者。周围的人会开始根据这一标签对她做出反应，时间一长，过失者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接受这一标签，形成新的自我概念，并开始做出相应的反应。此时，这一举动已具有“次级越轨”的形式，即真正意义上的“越轨”。由于越轨标签获得了证实，越轨行为就会逐渐成为习惯性行为。

依据这种推论，我们更应当把越轨理论的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身上去，最起码也要将越轨看作“被人称为越轨者”和“称人为越轨者”这两部分人进行互动的结果。鉴于此，我们会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指引下最终得出“社会控制导致了越轨行为”的结论，而不是人们长期以来所熟悉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控制”。

在蟑螂国家的体制运作过程中，“社会控制导致越轨行为”的状况正是如此普遍的存在着。在其所谓的义务教育体制中，总有那样一批成绩在平均水平以下的学生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不良教师的排挤和嘲弄，而胆战心惊的生存在这些教师淫威之下的那些毫无基本道德感的学生们也不明就里的当起了帮凶。他们认定那些“吊车尾”的学生就是懒惰无能的白痴，并信誓旦旦的宣称他们未来必将与那些社会的底层渣滓同路。而过早的被人贴上“渣滓”标签的那些学生，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之时并没有得到本该履行教育义务的教师的任何关照和指导，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蒙受人格羞辱，再加上现实中的困境依然无法解决，通往上帝之路被打着正义旗号的暴徒所阻挡无力前行，无奈之下就只有堕落成为撒旦。诚然这些最终成为渣滓的人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是现实中他们依然要对自己的恶行承但报应，然而与此同时，那些乐于给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另外一些本来名列前茅的精英人群，由于某些突发状况的影响，或折在某些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失误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就立刻被那些之前对其充满期望的人群认定为“堕落”，之后的境遇就与吊车尾大致相同了。不过这群人与吊车尾相比，依然有很大的机会翻身。但是多数人，由于不能承受那样的心理落差，又迫于体制的强大压力，就浑浑噩噩的在愚昧之徒的口水中淹没了自己。而另一批持有坚强信念的有识之士，则选择了脱离体制进行无证驾驶，因为他们意识到“情景定义”的力量——与愚昧的人类共存，被羞辱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在他们还没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英聚集的圈子之前，只有奉行一个原则：宁一人独行，不与愚为友。

这群人当中自然不乏慈悲善良之人，他们指引弱者、照顾同伴、寻回迷途羔羊，让那些身处黑暗的人们见到曙光。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牧羊人的使命，他们才是真正肩负起社会发展重任的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