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 

    这一天是噩梦一样的一天。这天儿子突然病了！这是整个北京之行最为痛苦的经历，也是我最不愿回忆的地方。一想起来心里就异常痛苦，悔恨不已。

    今天本来打算去长城的，已经和旅游公司定好了，6点半来旅店接我们上车。可是，当旅游公司打电话让我准备起床时，儿子突然发病了！电话来时，儿子还没醒，我就喊他起床。他答应着起来，穿好衣服去洗脸。这时一切还是正常的。可就在洗脸时，儿子突然“啊”的一声大叫，双收抱头，非常痛苦的样子。我急问，“你怎么了？”儿子不回答，仍然抱着头，继而又大叫起来，并倒在了地上。“儿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急得大叫。儿子艰难地回答：“头疼，往外涨！”躺在地上直喘粗气。看症状他是感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头疼得如此厉害，又让我心里没底。我马上安慰他说：“别着急，咱们不去长城了，咱们去医院。”可他头疼得厉害，我不明病情，不敢轻易动他。眼看着他痛苦地躺在地上，我却束手无策，真的感觉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当时想，这时候如果有人能救他，我会感激他一辈子，叫我做什么都行。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以前我对此没什么感受，现在我才真正感受到能够救人一命，那是多大的善举。我想带儿子去医院，他又头疼难耐，使我不敢轻举妄动；想要离开他去买药，又不放心，真是进退两难，心急如焚。过了好一会儿，看他稍稍有些缓解，我把他抱到床上。他又一阵阵地大叫，说是头还疼。我又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他妈妈也焦急起来，说吐没吐，要吐就吐，可能是感冒了，头压高。正在我焦急异常、手忙脚乱之时，旅游公司又打来电话，问我何时下楼。我说孩子病了，不去了。话音还没落，就听那边不满地“切”了一声，随即电话就挂了，速度快得连博尔特都赶不上。我还哪有心思旅游！这时，就听儿子说：“爸爸，我怕脑水肿。”其实我怕的也是这个，否则不会如此着急。听到这里，我心一横，不能再等了，去医院。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前门大街一带，是步行街，没有出租车，要打车得到煤市街一带，这也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好在儿子出屋后状况有所缓解，使我稍稍放心。就这样，我们父子一步一挨地来到了煤市街。刚好有一辆出租车驶来，我赶忙招手，车驶过我和儿子身前停下了。我转过身来正要上车，一位女士紧着摆手说车是她先打的。都这个时候了，我也管不了许多了，马上恳求道：“大姐，我儿子病了，让我先上吧？”这位大姐很好，看我着急，就把车让给了我。这是我在儿子生病期间得到的唯一一次帮助，令我十分感激。

    上车后，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孩子病了，去医院。司机说：“去普济医院（好像是叫这个名字，记不清了）吧，近。”接着又问我说同仁医院也有儿科，去不去？我说去普济医院吧。司机加大油门开起来，很快就到了普济医院大门前。司机却没停车，我就说怎么不停车？司机说我给你停个地方，直接就能进医院，不用走太远。说着，就把车停到了离大门约有三四十米远的路边。我付了10元车费，司机说去吧，过去就进院儿了。我扶着儿子走过横道，准备进医院，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司机说的入口。不得已，问了一个行人，说得在大门进。我只得又扶着儿子往大门走。我边走边想，这司机怎么这样，不是调理（东北土话，戏弄的意思）人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停车方便。

好容易扶着儿子进了医院。里面静悄悄的，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只有几个患者，挂号室、药局、咨询台，全都空空如也，一个医生、护士也看不见。这个医院好像除了患者没有其他人。我只得扶着儿子乱闯。好容易在电梯口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我就问在哪看病。她说现在还没上班，得看急诊。我说急诊室在哪，她说在地下室。我就带儿子去了地下室，见到几个医生正在里面忙碌。见我进来，一个女医生问我什么事，我说孩子病了。她说儿科没有急诊，要看病得等到上班时间。我满怀希望地来看病，结果闹得一场空。我就问北京哪个医院儿科有急诊，她说儿童医院有。我就扶着儿子又出了医院，上了出租车。这个出租车司机长着长长的一张脸，约有四五十岁的样子，板着面孔，冷冷的，一幅不好相与的模样。果然，当我说去儿童医院时，他却反问了一句，你是去儿童医院还是儿童研究所啊？这一问把我问懵了：“儿童医院啊？”我不解地问。“还有一个研究所，不知你说的是不是它。”依然一幅冷冷的不耐烦的神情。我就问那您说去哪好呢？他以极厌烦的口气说：“你自己要去哪呀，你问我，我哪知道你要去哪。”我说我是外地人，孩子病了，不知道去哪好。他还是那副死德性，硬邦邦的话又原封不动地向我砸来：“谁知道你去哪呀，你问我。”我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但哪有心情与他辩论，就说去儿童医院。他就不再言语，一路向儿童医院驶去。

    到了儿童医院，我扶着儿子下了车，向医院里走去。儿童医院好大呀，从门口到楼口就有百十来米的距离。里面到处是人，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但就是看不到一个医生。我心情烦乱，到处找路线图和医生，结果是一无所获，只得带着儿子乱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