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上次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尚是一九九七年的事情，在求知若渴的年纪接触了哲学的源头，恍惚间已逝二十载。吾师曾言，书写哲学史、政治学说史、美学史，都不可能绕过一个人，那就是柏拉图。今重阅经典，随读随作札记，本次选择的依然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经典版，即郭斌和与张竹明的合译本。 [1]

    克吕格(Karl Löwith)在《王制要义》 [2] 中说：“本篇处理最为详尽的内容——人与城邦，科学、哲学与诗歌——构成了柏拉图这部作品的核心。”我将关注的重点放之于后者，即著名的哲学与诗歌之争。

    一、关于书名的探讨

     The Republic （∏ολιτεία）通常译为《理想国》，就字面来看，是明显的意译。王晓朝先生在《柏拉图全集》中译为《国家篇》， [3] 王太庆在《柏拉图对话集》中译为《治国篇》。 [4] 刘小枫主持的古典学书系中所录"Republic"研究专著两种，其一名曰《王制要义》（Three Interpretations of Plato's Politeia)，其二名曰《柏拉图王制释义》（The Republic of Plato)[5]。但刘小枫本人似乎并不赞同“王制”这个译名,他曾有论文指出——从"politeia" 的字面含义看，“国家篇”和“政制”则看似更为准确，而“理想国”、“治国篇”和“王制”都显得不同程度地偏离了politeia 的字面含义。[6]

    西塞罗用"Respublica"（拉丁语复合词）来译希腊语的"Politeia "（此词系"∏ολιτεία"转写），[7]然后"Respublica"这个词在英文里的对等物是"republic"，所以后来英译都从俗译作"The Republic"。无论是"Respublica"还是"Republic"，都有一个固定的含义，国家与政体，且该词为“共和国”一词的词源。"The Republic"译为《国家篇》,还是贴切的，相较《理想国》更能传达柏拉图的意图，虽该书是抒发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但柏拉图并非虚构出一个国度来，不同于后期的《克里底亚篇》。古典学界新锐吴天岳先生（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副主任）指出《理想国》这一标题的译法就直接来自木村鹰太郎1906年出版的日文译本（Risō-koku），而如今通行的日文译本则作Kokka（国家）。[8]“理想”一次则为源自日语的外来语，刘正埮先生等人主编的《汉语外来语辞典》，收录“理想”词条的解义为：“对未来事物的合理想象或希望。源日，理想，risō，意译英语idea。”[9]

    《理想国》译名的通用乃国内的汉语译本则沿袭了早先的日译，而日本国内早已放弃了旧译。王晓朝先生在新译柏拉图时，采取《国家篇》当属，明智之举，对学术对读者双向负责。且于1993年出版的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中，亦采用《国家篇》这一译名，[10]并非为王晓朝先生的一家之言。

    我觉得我们可以接受使用《国家篇》这一译名取代约定俗成的《理想国》，舍弃意译，追求直译，接近柏拉图的原本意图。

二、Idea：理念还是相

    初读《理想国》时对理念这个术语，印象深刻。后读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发觉朱先生使用了“理式”这一术语，并解释道：“Idea,不依存于人的意识的存在，所以只能以为“理式”不能译为“观念”或“理念。” [11] 一个名词有着不同的译名，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比如“导弹”与“飞弹”，皆指"Missile"。为求证多数学者的术语使用，经查罗素《西方哲学史》 [12] 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13] ，何兆武与贺麟两位学界前辈，均使用了“理念”，这一术语。再翻阅参考几种教科书（如赵敦华先生的《西方哲学史简史》 [14] 与张志伟先生的《西方哲学史》 [15] ），亦如此——当然与引述译本有关，郭张两位先生的商务版在国内乃为权威。

    于此并未在意，近来读王晓朝先生之新译《柏拉图全集》，并未看到“理念”一词，而是大多数时候使用了“型”这个术语。 [16] 而印第安那大学古典学博士王扬先生在《<</span>理想国>汉译辨正》 [17] 一书中，则使用了“理型论”（Theory of Forms）。与王晓朝先生对"ετδοξ"的理解不谋而合。此皆受罗念生先生影响，（他认为）“idea不是指‘观念’、‘概念’，也不是指‘形’、‘相’或‘共相’，而是指‘型’，即‘原型’（archetypes=prototypes)。”[18]而吴天岳先生在校注顾寿观先生译本时讲到"ετδοξ"的丰富含义，“它可以指形式，也可以指某种理想存在，当然还可以指事物的类别。”据此，"ετδοξ"汉译落脚点在“型”上，顾先生的译本则为“观念或型式”。[19]

   “理型论”（或‘型论’）亦非新说，民国时期已有， [20] 近年来“型相论”或“相论”（更为突出）扶摇直上，与“理念论”在学术界进入竞争状态。汪子嵩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有详论指出，柏拉图著作中的"ετδοξ"一词，在英文翻译和著作中大多译为form，“将他的理论称为Theory of Forms，而不像以前那样称为Theory of Ideas。”[21]

     我不想长篇引述汪子嵩先生对“理念论”的诘难，且将其归纳为三点。其一是“理”字词义模糊，即若将"idea"的法则规律义项指向唯理论的"ratio"；其概念范畴超越了柏拉图的时代；其二是词义不搭，即“念”字是主观精神产物（如观念）与柏拉图的客观存在论相悖；其三是词义错借，即“理念”一词应专指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最高范畴（die Idee），而不应转借到柏拉图哲学上来。 [22]

   在分析完诸多中翻译后，得出“相论”为最佳翻译，其依据是idea（希腊语）出自动词idein，此词的本意是“看”，由他产生的名词即指所见的——（而可见形状）其有两种译法，即“形”或“相”，其中“形”偏于几何形状，而“相”则无此弊病。 [23] 同时，汪子嵩先生也指出“相”与“型”的中文差别并不大。 [24] 此说不乏例证，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所著的《牛津哲学史》中即使用（forms）这一概念，译者韩东晖先生则对应译为“型相论”。 [25]

    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是“理念论”的拥护者，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史讲演录》中称，idea的含义不仅是用眼睛看到的形相，“引申为用理性的眼睛去看，不是用肉眼去看……这样看到的‘相’就不是一种外部的形相了，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翻译为‘理念’。” [26] 人大哲学教授聂敏里先生则从认为“理念”一词可以体现“本体论、逻辑学和目的论三者的统一”及避免“对idea的基于一种单纯的感性直观的理解”——而“相”只有词源学的意义，“对任何哲学概念，我们都不能仅仅从它的词源意义来加以理解。” [27]

    汪子嵩先生的“相”论出于词源学，而失于理性思辨。众所周知，idea并非感性直观的对象，是理性认识的（赵敦华定义为：理智的对象 [28] ），且在柏拉图的哲学语境中是永恒不变的。可感的只能是具体的事物（个别的事物），而“相”恰是感性直观的，不能体现柏拉图这一的哲学观点，甚至损害了柏拉图的意图，如可视的皆为影像，并非真实。至于汪子嵩先生对于“理念”一词词义的指摘，我认为一则不可也不必将“理念”一次拆分为“理”与“念”进行分别解读，“念”因为有“理”，不再是感性直观的观念，而是理性思辨的认识；而“理”更不是必须指向“唯理论”，这是预设的错误结果，进行的反推。二则“理念”一词作为哲学术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哲学体系或哲学著作有不同的所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像逻各斯（logos）一词在哲学史中的承载含义的变迁一样，并非“理念”一词只能出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

    此外，令人不解的是汪子嵩先生认为“理念”不能准确传达"idea"含义，使用了“相”。我们皆知“相”本为多音字，这里的“相”采用的是"xiàng"的读音，采取的是“察看”的词义。而“相”本身是多音多义字，读去声时乃有“容貌”、“察看”、“特指古代最高官职”的含义；读阴平时乃有“交互”含义，且可作为副词，表程度。”我们不妨试想一个初次接触柏拉图且没有任何哲学根基的人，会对“相”产生什么样子的认识？非附注诠释，否则不可理解。我们不妨做一次尝试，将“理念”替换为“相”——“一个是床的相，一个是桌子的相。”在此间，“相”的优势何在，读者又如何去理解，又如何证明“相”较之“理念”更难传达柏拉图哲学中的"idea"?我们不否认许多哲学概念有感性来源，但在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的抽象化，其义也自然不是可从词源学的角度可以概括的。

    据此，我赞同邓晓芒教授的一个观点——“虽然这个（理念）翻译不能体现出它的词源，但是并不会误解柏拉图的意思。” [29] 理念也是一个被规范化使用的哲学术语。而“相”重视词源，而忽视语义，并不能诠释柏拉图的意图，不宜作为核心术语使用。

三、诗之罪：从柏拉图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谈起。

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与他人对话（dialogue）之口，以理念（Idea）为基础，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 [30] （391C） [31] 。这个由爱智的（474C）全善的（501D）哲学王（473D)来掌握国家政权（540D），充当最完善的守卫者（503B），并从而终止城邦及个人作恶（501E）的理想王国，并非人人可以定居，比如诗人就被驱逐出境。

柏拉图通常被视为一个贵族政治论者，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他很难对雅典的民主生活抱有热情与幻想。萨拜因在《政治学说史》有个著名的论断：柏拉图深信政治家的才能（statesmanship），才是学问之王（Kingly science），统治者习得这种知识是拯救国家的唯一法门——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何不期望有人在自己的学园中传播诸如修辞或辩术的那种具有欺骗性的技艺（spurious arts）。 [32] 当然柏拉图也在其《斐德罗篇》提出著名的九等人论中，将“诡辩家”（王晓朝译为“智者或蛊惑民众的政客” [33] ，见248E）列为低于工农等劳动者的第八等。

曾有人言柏拉图贬低艺术，此论并非尽然。尽管作为“摹仿”的诗人被分在第六等中——“诗人或其他模仿 [34] 性的艺术家”（248E）（见《斐德罗篇》 [35] ），与之相对的还有一种——“灵感”诗人与“智慧与美的追求者（哲学家）”齐列入第一等，他们是“缪斯的追随者和热爱者”。（248D）

柏拉图要驱逐的恰巧是这第六等者，他（苏格拉底）说：“假定有人靠他一点聪明……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以为我们会向他拜倒致敬……与他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里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送他到别的城邦去。”（398A）

他们何罪之有，唯柏拉图所不容？

城邦的法律要规定：“故事要在这个标准下说，诗要在这个标准下写——神是善的原因，不是一切事物之因。”（380C）只所以柏拉图要这样立法，因为他不允许有人说，“神是善的，但却产生了恶。”（380B）对这种“谎言”，必须迎头痛击，为了治理好城邦，不能让任何人听到渎神的故事，如不能把潘德罗斯违背誓言、尼俄铂的悲痛等说成是神的旨意，他们（诗人）应当宣称神令好人受益，同时也不得把被惩罚者的生活描绘的凄惨，他们应当这样说，“坏人日子难过，因为他们该受惩罚。神是为了要他们好，才惩罚他们的。”（380B）

柏拉图不能接受，有如“天欲毁石室，降灾群氓间”（埃斯库洛斯）及“福祸变万端，宙斯实主之”（荷马）的诗句。他进一步荷马删除关于地狱的诗句，因为理想国的子民，“应该要自由，应该怕做奴隶，而不应该怕死。”（387B）更要从剔除“阴间”“尸首”“死人”等“可怕的凄惨的名字”，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会使“护卫者软弱消沉，不象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坚强勇敢。”（387C）同时，年轻人要培养自我克制的美德（主要是食色的控制），还要删除“描写庸俗不堪犯上无礼举动”（390A）的文字——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389E）。柏拉图进一步要规定关于英雄的正确说法，要禁止“引起犯罪作恶的年头的”故事流传，比如奥德修斯沉溺美酒、阿克琉斯贪财、提修斯掳掠妇女等骇人听闻的事情，诗人不该让年轻人认为“英雄并不比一般人好……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行，对于听者是有害无益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作恶没什么了不起。”（391D/E）

柏拉图把城邦的衰败归咎于神话（myth，在古希腊神话即诗，二者可以互指）及其不道德性，因而集中注意力为道德正名。批评家罗吉·福勒(Roger Fowler)为“柏拉图主义”（platonism）编写词条时称“（柏拉图认为）绝大多数神话都是无稽之谈。” [36] 柏拉图认为善是理式是最高级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Good）（505A）。继而又强化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论说，根据T.H.Irwin的观点，这个论说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由充足条件变成了必要条件，可表述为从到“Knowledge is necessary for virtue”（简称KSV）到“Knowledge is sufficient for virtue”（简称KNV）的转变。[37]这个命题意味着存在一种客观的善（an objective good）,人们需要实现他，并非出于需要，而是因为它就是善。而诗（史诗及悲剧）有悖于美德，不利于城邦的建设，如果“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07A）一个善的城邦应该具备四种美德即“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427E），从城邦到个人，柏拉图进而提出“灵魂三分说”（435C），即理智（Reason）、激情（Appetite）、欲望(Desire)（435C/E）。其理论表明：人并不完全是理性动物，由于受非理性（激情和欲望）的影响，人并不一定就去追求理智认为是善的事物。与之对应的是“他（诗人）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605B）

经过上述分析，就不难理解荷马为何势必在柏拉图的驱逐范畴之内，虽然柏拉图也承认他是“最高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607A）但城邦只许可“歌颂神明的和赞美好人的颂诗”。（607A）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犯下渎神（在史诗中将诸神描写的放荡邪侈，成为邪恶的始作俑者）、“腐蚀优秀人物”（英雄的举止有失庄严高贵）（605C），他们的诗歌不利于教化年轻人（煽动欲望），会弱化护卫者的精神意气（削弱理性），当然也不符合哲人王的政治理想。

柏拉图在《理想国》卷末理直气壮地谈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605B）在晚年作品《法篇》 [38] 中，柏拉图明确提出要建立诗歌审查制度——“在城邦的执行官还没有决定你们的作品是否适宜公演之前，如果我们允许你们这样做，那么我们真是疯子”。（817D）并且言之凿凿，“（高尚完美的）戏剧只有通过一部真正的法典才能产生。” （817B）其实这种思维在《理想国》中已经表露过——“监督他们（诗人），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401B）

四、诗分两种，摹仿诗与灵感诗

前面已经提及，对待诗人的态度，柏拉图并非一概否定。他以理念为美，将美与理念相统一，他说（假苏格拉底之口）：“某事物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绝对的美出现于它之上或者该事物与绝对的美有某种联系……依靠美本身，美的事物才成为美的。”（《斐多篇》100D [39] ）并以此为据，划分了两种诗（及诗人），即灵感诗（inspiration)和摹仿诗（Imitation），前者由神凭附而从事创作，后者则凭借技巧，而后者（摹仿诗人）正是他要驱逐的对象。

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与诗人伊安对话之口，以著名的“磁石喻”（533DE），提出了灵感说。艺术源于灵感，灵感源自神授，诗人的作用是传达神的灵感，灵感即神在诗人身上的附体。如《伊安篇》 [40] 言：“只有神灵附体，诗人才能作诗或发预言……他们创作诗歌不是凭借技艺，而是凭借神力。”（534BC）灵感诗人即“神的代言人”（534E），因为“美好的诗歌不是人写的……是神的作品”（534E）——他们“就像光和长着翅膀的东西，是神圣的，只有在灵感的激励下超越自我，离开理智（即迷狂状），才能创作诗歌，否则绝对不可能写出诗来。”（534B）   

 对于神性的迷狂（divine madness)，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有着著名的描述段落：“若是没有这种缪斯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大门，追求使他能成为一名好诗人的技艺，都是不可能的。与那些迷狂的诗人和诗歌相比，他和他神智清醒时的作品都黯然无光了。”（245A）两种诗歌相比较，诗人独立凭借技艺创作的诗，明显被柏拉图贬低，因为独立创作的诗歌属于摹仿。                                                                                                                                                                                     

批评家罗吉·福勒(Roger Fowler)给“摹仿”（imitation)一词，编写定义词条时写道：“在《理想国》中，模仿是贬义词，柏拉图用它来指诗人所进行的假的‘创造’活动。” [41] 之所以为“假”，是因为诗歌在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里去摹仿对象，而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世界本身，就是对理念（Idea）的摹仿，因此诗歌就是对摹仿的摹仿，“模仿术乃是低贱父母所生的低贱孩子。”（603B）

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通过“床喻”（597B），向我们传达了他的摹仿论，即存在三种床：自然的床（神创造的床）、木匠的床（制造的床/具体的床）、画家的床（摹仿的床)。第一张不是实物，而是自然的床（即床的理念），神造的床，柏拉图称之为“本质的床，真正的床”（597C），神是“床之自然的创造者”（597D）——“（神）希望自己成为真实的床的制造者而不只是一个制造某一特定床的木匠”（597D）罗素言之为“在时间与空间中没有定位，它是永恒的”；第二张床是木匠按照“理念的床”做出来的现实的床，“具体特殊的床”（597A），这张床是对理念的摹仿，缺乏永恒性和普遍性，因此不是真实的，仅仅是现象；第三张床是画家摹仿木匠的床创造的艺术的床。理式世念是现象世界背后的真实存在，现象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像，而艺术世界又是对现实表象的摹仿，即影像的影像，成为第三等级的事物。据此柏拉图得出结论：“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即最高真理之意）或真实隔着两层。（597E）诗是摹仿，因摹仿而失真，不具备知识的特性，因为真正的知识是宇宙中恒古不变的真理，即由神创造的理念。

虽然柏拉图给予了灵感诗合法的地位，并将灵感诗人与哲学家并列入第一等人。但柏拉图并非是对灵感诗人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或者是对他们的艺术水平的衷心折服，而是强调了他们作品的为神所授，并非人力所致。也许这是柏拉图故弄玄虚，为了向城邦的居民“灵感诗”的魅力，而为其披上了“神灵附体”的外衣。但是有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柏拉图并没有说哲学家的思想源自神授，也没有说哲学家适合做城邦的治理者，乃因为哲学家是神的代言人。                             

五、隔了两层还是三层？关于597E一段文字的辩证                

 论述到这里，必须要指出一点。朱光潜先生在其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含《理想国》第十卷，采用Benjamin Jowett[42]之英译本）中认为是“（摹仿者的产品）和自然也隔着三层……（诗人）在本质上和诗人和真理也隔着三层”，[43]并注释道：“木匠制床，摹仿床的理式和真理隔着一层；画家和诗人摹仿个别的床，和真理便隔两层。原文说‘隔三层’，是把理式起点算作一层，余类推。”[44]众所周知，朱光潜先生并不通古希腊文字，其“原文”乃指根据英译本之——"he is thrice removed from the king and from the truth"。[45]对于朱光潜先生采用的这个19世纪末牛津大学的英译本，[46]王扬先生指出：“本身都比较陈旧，在语言和文体方面与原文都有较大差距。”[47]

朱光潜先生作为美学界（或西方文论界）的权威，“隔三层”说影响甚大，其译文亦为广泛引用。例如作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红皮书”的马新国主编是《西方文论史》中，即引用其译《柏拉图文艺对话录》，并采取此说。 [48] 但并非学界一致认同，同样作为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权威汪子嵩先生在《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中谈及“诗歌与哲学的‘争吵’”时讲道，“诗人只是美德的摹仿者，并不知道真正的东西，在实际上他们与真理隔开两层。” [49]

隔着三层还是两层？且参考四个根据希腊语的译本及另外两个英文转移本，以及再综合两个较有影响的英译本来看：

其一为王晓朝先生译的《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先生译为《国家篇》），其译文为：“你把和那本质隔着两层的作品的制造者称之为模仿者……悲剧家是模仿者，他的本质与真正的国王或真理隔着两层。”（希腊语直译本） [50]

其二为刘小枫、甘阳编辑的《柏拉图注疏集》中收录的王扬先生的译本，王先生译为：“你是不是把其他产品排列本质之后第三位的人称作模仿者……他（创造悲剧的人）果真仍不过是个模仿者，一个其本性排列在君王和真理之后第三位的人，其他所有模仿者也都如此而已。” （希腊语直译本）[51]

其三为翻译界前辈顾寿观先生的译本，其译文为：“你是把那离开本性第三位的产品的作者称为是模拟者的……如果他（悲剧作家）也将是这样的情形，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模拟者的话，如同君主和真理或真实所生的第三代，以及所有一切其他的模拟者们也都是如此。” （希腊语直译本）[52]

其六为哲学史家王太庆先生在《柏拉图对话集》中选译《治国篇》第十卷，其译文为：“你是把制作远离自然的东西的第三位作者成为摹仿者……他们（悲剧诗人）是摹仿者，是远离君王、远离自然真相的第三者，其他一切摹仿者也是如此。” （希腊语直译本） [53]

其五为台湾学者谢善元先生根据保罗·肖里（Paul Shorey）的转译本，其译文为：“所以你称那个‘跟自然隔了两层的产品制造者’为模仿者……像所有的其他模仿者一样，他的本性跟王者和真理隔了两层。”（英语转译本）[54]

其六为谢祖钧先生的译本，其译文为：“你把与天然本能隔着两层的人称做模仿者……如果他（悲剧的创作者）是一个模仿者的话就像所有其余模仿者一样，他自然也就与明君和真理（真实）隔着两层。” （英语转译本） [55]

其七为C.D.C. Reeve译，其修订Grube译本后自做之新译。（Grube-Reeve译本广受好评，入选Cooper主编的1997年Hackett英文版《柏拉图著作全集》）其译文为："So the one whose product is three removed from the natural one, you call an imitator……if indeed he is an imitator, will be someone who is by his nature third from king and truth,and so will all the other imitators."[56]

其八为Tom Griffith译,G.R.F. Ferrari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2000。（能入选剑桥书系，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其译文为："So you call"imitator"the maker of the product which is two removes from  nature ,do you……Someone whose nature it is to be two removes from the king and the truth.And the same with all other imitators." [57]

郭斌和、张竹明先生的译本与王晓朝先生达成一致，而两个英译本中，都采用了“隔了（着）两层”的译法。王扬先生并未体现“隔着两层”或“隔着三层”的译法，而是说“排列第三位”，此说与顾寿观译本中的“所生的第三代”及王太庆所译的“第三者”基本相同——皆指向画家的摹仿为第三等级。而在观察两个较为权威的英译本，C.D.C. Reeve编译本大抵是表达悲剧诗人处于“第三位”的意思——"his nature third from king and truth"；Tom Griffith译本则是表达了“间隔两层”的意思——"it is to be two removes from the king and the truth"。

根据上述译本，可以看出不同译者有一个公式，即三个层次：自然—现实—艺术，分别对应——现实摹仿自然，艺术摹仿现实。吴天岳先生指出三位依次是：是其所是的东西，个别（即制造）的东西，模仿出来的东西。 [58] 上述八个译本中，均未表达“间隔三层”的意思，要么明确指出“间隔两层”，要么表达为艺术摹仿为“第三级别”——若类推，第三级别与第一级别，当为间隔两层。

论述至此，就必须要阐述下对“床喻”中“第一张床”的翻译与解读了。此论出自《理想国》第十卷597B，“一种是自然的床，我认为我们大概得说它是神造的”。"ἐν τῇ φύσει οὖσα"（此希腊语引自顾译本）译法诸家也略有不同，罗列如下：

其一：朱光潜先生译为“在自然中本有”（注释道：自然即“真实体”，亦即“真理”， [59] 又及艺术是‘人为’与‘自然’相对立 [60] ）；

其二：郭斌和与张竹明二位先生译为“自然的床”（注释道：即本质的床，床的理念）； [61]

其三：王晓朝先生译为“本质上来看”； [62]

其四：王扬先生译为“存在于自然”； [63]

其五：王太庆先生译为“在自然界”（注释道：天造地设的意思）； [64]

其六：谢善元先生译为“天然的眠床”（注释道：就它的天性来说，它是一张眠床）； [65]

其七：顾寿观先生译为“在事物本性里”，此处有吴天岳先生的校注——“此处显然指的是作为‘形式’的躺椅。Halliwell虽将此处翻译为'in nature',但在评注中强调这一‘自然’超越了生物们生活的自然世界，而象征一个完美的由神所创造的领域。” [66] 谈及吴先生的校注必须要指出一点，‘躺椅’即‘床’这一名词的不同翻译，纠结意义不大；这里的‘形式’是对‘idea’的不同理解与翻译。

而对于造床的神，亦有不同的解读，继续罗列：

其一：朱光潜先生认为“柏拉图不同于耶稣教的上帝，它是宇宙中普遍永恒的原理大法，即最高的理式”； [67]

其二：谢善元先生引述劳斯的注解，称“对柏拉图而言‘主神’、‘相’和‘善’的性是同样的” [68] （‘相’也是对'idea'不同的翻译与理解）；

其三：吴天岳先生则认为“此处是柏拉图著作中唯一一处将神指认为‘形式’的创造者”； [69]

其四：王扬先生则认为“此神本是思想的创造者，他根据‘永恒的模式’，以‘世界工匠’的身份创造出物质世界”。 [70]

区别显而易见，朱光潜先生认为神即理式，神是哲学神道德神，不同于“上帝”而吴天岳及王扬先生则认为神是理念（或形式）的创造者。我们已经可以滤清一条清晰的线索，朱光潜先生认为：神即理式，理式非自然，自然为低于理式的一层概念，自然即真理；而王扬、吴天岳大抵认为，神创造了理念，理念即自然，为神创造的领域。

至于如何看待柏拉图的“神”，柏拉图在关于宇宙的生成论是在《蒂迈欧篇》提出的，谈及此点，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道，“既然世界是可感的，所以就不能是永恒的，而一定是被神（Demiurgus)所创造出来的。而且神既是善的，所以他就按照永恒的模型来造成世界……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摹本而且是被设计得尽可能地符合于为神所理解的那个永恒的原本。” [71] 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的世界中，神并非理念，而是以理念创造世界(即世界灵魂，把理念放在灵魂里，又把灵魂放在身体里，把整个世界造成一个既有理念又有灵魂的活物)。 [72] 补充说明一句，柏拉图的神不同于基督教的神，并不是在于他是哲学神，而是他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而是从无序中创造出秩序来。E.策勒尔在《古希腊哲学史》中解释道：“无中生有的创世，这是希腊人头脑中完全不能接受的观念，（能接受的是）使原始的混沌状态成为一个安排好的设计好的宇宙。” [73] 至于理念是否由神所创造，亦是争论的焦点，结合597B所论，貌似如此，但不乏学者认为理念是永恒的，神（Demiurgus) 不过是把这秩序赋予了世界。

综上所述，我觉得我们可以认为朱光潜先生把神与理念（理式）看作为一体是站不住脚的；将理念（理式）视为不同于自然（或本质）概念，而为低一级别亦与诸译本迥异。结合到朱光潜先生并不懂古希腊语，而是选择了Benjamin Jowett之英译本，而事实上，“19世纪只是英译柏拉图的‘婴儿期’和‘探索期’”， [74] 此时的柏拉图英译本并不成熟。朱光潜先生根据此译本，提出与众不同的“间隔三层”说就不足为奇了——除非是上述四个直译本及另外两个英译本都翻译错了，唯独朱光潜先生（与Jowett）是正确的。

    （备注：受字数限制，此文分两篇发）

                                                        2107年1-2月

 

 

 

 

[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美】克吕格(Karl Löwith)：《王制要义》，张映伟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

[3]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5] 【美】布鲁姆（Allan Bloom）：《人应该如何生活——柏拉图<</span>王制>释义》，刘晨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

[6] 刘小枫：《政制与王者——关注柏拉图Politeia的汉译书名》，载《求是学刊》，2013年第2期。

[7] 徐国栋：《论西塞罗的De Re publica的汉译书名——是《论宪法》还是《论国家》或《论共和国》，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8] 吴天岳：《多元视角下的城邦与灵魂——记第九届柏拉图研讨会》，载《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

[9] 刘正琰等主编：《汉语外来语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207页。

[10] 汪子嵩主编：《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2页。

[1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4页。

[12] 【英】罗素（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与李约瑟合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60页。

[13] 【德】黑格尔（G. W. F. Hegel）：《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与王太庆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78页。

[14]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15]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16] 参阅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中《国家篇》第十卷的译文。如“一个是床的类型，一个桌子的类型”，而郭张合译的商务版为“一个是床的理念，一个是桌子的理念。”

[17] 《<</span>理想国>汉译辨正——王扬访谈》,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32期。该访谈系针对王扬先生新著《<</span>理想国>汉译辨证》一书的访谈，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3月出版。

[18] 汪子嵩先生在《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659页，转引罗念生在1981年10月《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古希腊哲学术语管窥》一文。汪子嵩该书并未阐释“观念”等译法的来源，在此稍作补充。“观念”译法源自王国维，见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该文称'Idea'之语源出于希腊语之Ictea及Idein，亦观之意也。以其源来自五官，故谓之观；以其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故谓之念，或有谓之‘想念’者。”

[19]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校注版，岳麓出版社，2010年，第455页

[20] 汪子嵩先生在《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657页）中转述陈康在1944年翻译柏拉图时讨论的翻译问题，“已有的翻译，据我们所知道的有以下几种：‘观念’、‘概念’、‘理型’、‘理念’。”而其中“理型”一词系三十年代郭斌和与景昌极合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时已使用。”die Idee”即理念，但黑格尔哲学的最高范畴，似乎应表达为” Die absolute Idee”。

[21] 汪子嵩主编：《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656页。

[22] 此三点系根据汪子嵩主编的《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中第660页的论述总结出来。"ratio”可译为“理性”，其为Rationalism（唯理论）的词根。

[23] 汪子嵩主编：《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658页。

[24] 汪子嵩主编：《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661页。

[25] 【英】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牛津哲学史》，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页。

[26] 邓晓芒：《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93页。

[27] 聂敏里：《论柏拉图的idea之为“理念”而非“相》，刊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8]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29] 邓晓芒：《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93页。

[30] 本文所引《理想国》之文字，皆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郭斌和与张竹明合译本，后不注。

[31] 此处指原书边码。1578年斯特方（H. Stephanus）在巴黎出版了希腊文版《柏拉图著作集》，并附有萨尔拉努（J. Serranus）的拉丁文译文的三卷本。斯特方所编定的分卷、页码和分栏（A, B, C, D, E），以后为各国学者广泛采用。

[32] 【美】乔治·萨拜因（G.H.Sabine）：《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页，引文有提炼改动。

[33] 本文所引《斐德罗篇》文字，均出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后不注。

[34] 本文同时使用了“摹仿”与“模仿”两个词汇，作者赞同“摹仿”的用词，但引文用的“模仿”并不改为“摹仿”，特此说明。《现汉》：“〔模仿〕 照某种现成的样子学着做……也作摹仿。”但摹仿本身有临摹的意思在里面，较之“模仿”更适宜“床喻”中的艺术家。在赵敦华和张志伟各自著述的“哲学史”中，皆使用了“摹仿”这一术语，汪子嵩的《古希腊哲学史》亦如此。

[35] 本文凡未标明出自篇章的柏拉图著作，其边码皆指《理想国》。

[36] 【英】罗吉•福勒(Roger Fowler)：《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袁德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2页。

[37] 陈乔见：《德性、知识与信仰——试析柏拉图道德哲学的特质》，刊载《思想与文化》，2012年第1期。

[38] 本文所引《法篇》文字，均出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后不注。

[39] 本文所引《斐多篇》文字，均出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后不注。

[40] 本文所引《伊安篇》文字，均出自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后不注。

[41] 【英】罗吉•福勒(Roger Fowler)：《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袁德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

[42] Benjamin Jowett（1817—1893），系维多利亚时期古典学著名学者。

[43]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1页。

[44] 同上。

[45] 《西方文论选读》，朱志荣、杨俊蕾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第5页。该书为中英文对照版，对这句话翻译为“就像所有摹仿者一样，他是离开真理和君主的第三层”。（第22页）

[46] Benjamin Jowett译Republic初版于1871年。

[47] 《<</span>理想国>汉译辨正——王扬访谈》,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32期。该访谈系针对王扬先生新著《<</span>理想国>汉译辨证》一书的访谈，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48]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49] 汪子嵩主编：《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816页。

[50] 引自该书第616页。

[5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60页。

[52]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校，岳麓出版社，2010年，第460页。

[53]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57-458页。

[54]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谢善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519页。

[55]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谢祖钧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22-323页。

[56] Indianapolis, IN/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2004.(P300-301)

[5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316-317）

[58]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校注，岳麓出版社，2010年，第460页，关于“如同君主和真理或真实所生的第三代”的校注。

[59]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1页。

[60] 同上书，第70页。

[61] 引自该译本，第390页。

[62] 引自该译本，第615页。

[63] 引自该译本，第359页。

[64] 引自该译本，第456页。

[65] 引自该译本，第517页。

[66] 引自该译本，第458页。

[67] 引自该译本，第68页。

[68] 引自该译本，第517页。

[69] 引自该译本，第458页。

[70] 引自该译本，第359页。

[71] 引自该书第189-190页。括号内的" Demiurgus"系本文作者所加，与罗素及译者无关，" Demiurgus"系《蒂迈欧篇》中的神。补注：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中的《蒂迈欧篇》，称"Demiurgus"为“创造主”，如29A“创造主必定注视永恒者……创造主是最善的”。（第280页）

[72] 参阅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中的《蒂迈欧篇》，30B、34B-34D。

[73] 【德】E.策勒尔(E.Zeller)：《古希腊哲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第157页。

[74] 吕行：《苏格拉底的“梦”——评杨绛译<</span>斐多>中的严重错译》一文对Jowett译本的评述。吕行系美国哥伦比的大学古典学系的本科生，该文刊载于名曰“科学的历程”的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