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形势看，今年是多事之年，明年恐怕也不例外。欧洲的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愈演愈烈。先是冰岛和爱尔兰，然后是葡萄牙，再后来是西班牙和希腊，最近又扩散到意大利。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传染，更可怕的是升级。对较小的经济体，国际社会还考虑如何解救，但随着较大国家可能出现危机，解救也变得越来越难，甚至不可能。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全球股票市场自然难有好的表现，有如一个醉汉跌跌撞撞、没有目标地蹒跚在荆棘丛中。投资人在审慎地预估未来，在可能的全球经济危机或缓慢复苏中摇摆。

欧洲的问题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靠经济发展能够慢慢解决；二，欧元的先天不足，随着经济发展也不能完全克服弊端。

第一个问题上，个别国家主权债务太高，直接涉及到还本付息的能力时，其债信等级就会被调降。与此同时，持有这些主权债务的投资人会担心投资血本无归，于是就会抛售这些国家的债券。债券价格的跌落意味着借贷成本的进一步升高，使这些国家失去继续借贷（或拆东墙补西墙）的机会。

所谓解救这些国家，就是解决它们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方法上似乎十分简单，只要有一个更有实力的机构，例如欧盟，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是有实力的投资机构承诺，能够购买这些摇摇欲坠的债券，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利率就会相应下降，国家的借贷功能就会恢复。

然而，现实上却没有那么容易。谁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借贷国家若不能还本付息怎么办？鉴于这些担忧，放贷方必然会对借贷方提出一定的要求，然后才答应给予援助。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金融危机国家常出现的雪上加霜局面。

以希腊为例，经济不景气，政府本来需要扩大赤字而刺激经济，但却偏偏要消减预算，减少政府支出，以换取外援。其结果必然使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失业率进一步攀升，社会矛盾加剧。即使欧盟面对希腊的危机，也是左右为难。不得不对希腊提出一系列紧缩的要求，才肯伸出援手。

这些要求对现任领导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要满足国外的借贷要求，又要应对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要民众勒紧裤带的领导人何以得到民众的选票？希腊和意大利总理辞职因此也变得顺理成章。然而领导人更迭就可让这些国家的问题迎刃而解吗？我想不会。无论谁接手这些乱摊子，复杂问题都不可能疾速解决。这是个经济周期问题，要经历较长的痛苦过程。

而说到欧元，其先天畸形必然会在长期内孕育欧洲地区新的危机。即使欧洲国家度过了这次经济困难，欧元的先天不足得不到弥补，欧洲地区新的金融危机仍不可避免。

道理十分简单，欧元是欧洲地区的主要货币，但却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产物。在欧元区内，那么多国家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然，欧盟对加盟欧元的所属国有着很具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国家不可能平衡地发展。

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当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候，汇率的变动对这种不平衡起到了最终的调节作用。那些发生问题的国家常常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走出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其结果必然是其货币贬值，让汇率的变动来解释这种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然而，欧元区的建立却相当于把汇率这个可调节的变量固定了。无论希腊之类的国家有怎样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却硬要和德、法等国绑在一起。这就像很多年前的一些国家实行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一样，当经济上出了问题，最终还是无法守住联系汇率的政策。

再者，欧元区的问题和美国又不一样。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着相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在一国内自由流动。而欧洲则是十几个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语言，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了诸多限制。经济发展在国家之间极容易产生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更不容易被打破。试想一个希腊的失业劳动者，怎么能够容易地到德国去找到工作，撇开语言和技能的差别外，仅仅政策上就被卡死了。绝非一个纽约的失业者可能顺利地到加州找到工作那样容易。

总之，要彻底解决欧元区的问题，必须要区分短期和长期的问题。要么建立能够解决欧元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机制，要么建立能够让一些国家退出欧元体的机制，让汇率重新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工具。

（完稿日期：2011年11月13日，见《汉新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