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面对充满了变数的时代。然而，在这复杂的时刻，只有一个东西是肯定的：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从政府到普通民众，从雇主到最基层的雇员，无论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大家似乎对美国现状不满意的成分居多，对未来的忧虑还在不断地增加。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很大，但又在解决之道上争吵甚至对立，几乎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很难达成某种妥协下的共识。的确，美国的债务问题是多年累积的结果，要长久的对策才能解决。不幸的是，民主政治的较短周期无法和经济政策上的长久坚持和谐一致；除此以外，利益诉求将成为民主政治的铁律，直接关系到各项经济政策能否成为现实。

是否该消减赤字似乎容易达成共识。至于如何消减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方法只能有三：要么减少支出；要么增加税收；要么增税和减少支出并重。这么简单的问题到了现实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减少支出谈何容易？当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日子都好过，政府税收也相对充盈，政府机构花钱、上项目就容易得多。政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当然会水涨船高。现在麻烦了，经济不景气，企业面临压力，自然会十分谨慎，不愿大幅度扩张其业务，甚至裁员以求自保。这就是为什么，就业压力成为欧巴马十分头疼的问题。虽然增加了两万多亿的赤字，以求刺激经济，但结果和当初的想象似乎是两回事，经济就是没有起色。企业赚钱少了，失业人数过多，政府的税收当然就会缩水。特别是对当政者而言，消减支出就要具体落实。砍哪个领域都会引起哪个领域的失业，引起那里的怨声载道。在那里丢失选票是肯定的了，这样的选举还怎么玩儿？

既然砍支出困难，那就征税好了。殊不知增加税收更加困难。大多数纳税人几乎都认为，除了不增加自己的税收外，增加别人的都合理。于是乎国会几乎为此吵翻了天。增加有钱人的税影响面可能会小得多。那好，就增加有钱人的税吧！具体落实又难了。谁算有钱人？年收入20万还是25万？25万在很多州是高收入了，但在一些州恐怕也算不上什么。更为重要的，年收入是指薪水还是包括其他收入？如果仅仅是薪水，这样的税收只收到了很小的一部分，资本所得部分还是没有涉及到。以巴菲特为例，年薪给自己定在18万美元，其余几百亿收入都以股票的形式存在。即便把提高税收的门槛定在20万美元，增税也增加不到他的头上。至于他的几百亿股票，如果他没有卖掉就不能征他的税。即使他卖了股票，高税率对他也不起作用，因为那是长期资本利得税，他顶多交15%的税！很多有钱人的收入结构，或多或少都与巴菲特类似。提高“有钱人”税收的结果，可能还是那些工薪阶层，那些中产阶级成为高税收的承担者。而那些真正的有钱人，与这样的增税几乎毫不相干。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增加长期资本利得税？这是个更大的难题，它既涉及到理论问题又涉及到税法等现实问题。客观上讲，经济繁荣、就业人口的增加不可能靠政府部门。换句话讲，政府支配和调动社会总资源的比重不能过高，因为这会丧失效率，最终加重社会总体负担，或导致类似欧洲某些国家当前的灾难。也就是说，真正增加就业要靠企业，要依赖资本的投资扩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共和党人认为，决不能增加有钱人的税。靠投资才能带来经济繁荣，才会使就业增加。这种理念在企业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税法层面也是如此。长期资本利得税是美国复杂税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的彻底改革才是最终解决美国税赋不合理的根本出路。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短期内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在需要鼓励投资、增加就业的节骨眼上，提高资本利得税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前争论的另一个交点反映在：美国到底是消费不足还是投资不足？理论而言，消费不足就扩大消费，投资不足就鼓励投资。然而，事情却不那么简单。就消费来讲，当前的困难难道不是消费过度造成的吗？债台高筑是典型的寅吃卯粮，我们已经把我们后代的钱都拿来花了，而且为他们借了很多债。即使不增加新的开支项目，仅仅目前已经承诺的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障和欧巴马的全民健保，加上已有债务的还本付息，消费总额占国民生产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不知还有多大的增加消费余地？至于投资要看什么样的投资。政府主导的投资不是不足而是太多了，而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不足才是问题的关键。当跨国企业的投资偏爱美国以外的时候，不是恰恰反映了投资美国本土的竞争力存在问题吗？这些问题不仅在华盛顿，恐怕在民间也很难达成共识。

虽然，我们个人不一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太大的影响，但这些问题却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

（截稿日期：2011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