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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选总统李明博被牛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连日间,因韩国民众反对恢复进口美国牛肉而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致使上任才满百余天的李总统遭遇信任危机,先是引发总统7名高级秘书辞职,再是韩国总理等内阁高官提出集体辞职。韩国政府内阁总辞职倒未必,但部分内阁成员被解职----充当“替罪羊”估计在所难免。
韩国人喜爱吃牛肉就如中国人喜爱吃猪肉,系韩国肉食的“第一选择”。牛肉问题对韩国历届政府都属敏感难题,且多次因牛肉问题处置欠妥而引发政治危机。
韩国养牛,美国也养牛。两国用于作为肉食消费的牛,按中国牛农的说法叫“菜牛”。美国养牛成本不低,韩国更高,据说韩国超市里的牛肉是世界上最贵的。因而,为维持本国牛农的基本生计,韩国政府每年须给予本国牛农大额政府补贴,弄得政府财政叫苦不迭。
一方面牛肉价高,消费者很有意见;另一方面养牛成本高,牛农抱怨养牛利润太低。政府如何化解两面不讨好之尴尬----自由贸易体系下,韩国政府本该大量进口欧盟譬如英国和西班牙相对便宜的牛肉。可是韩国不能,因为韩美贸易交往,韩国的贸易顺差不能过大,韩国历届政府必须回应美国政府要求开放韩国牛肉市场的巨大压力。所见,韩国政府放着便宜的牛肉不买而不得不进口美国牛肉,既很无奈又颇显委曲。
以疯牛病作理由,韩国一度将美国牛肉拒之门外,美国有苦说不出。疯牛病并非年年暴发,美国就压迫韩国恢复牛肉进口。这时候,韩国政府有两种选择:一个进口牛龄30个月以内的牛肉,价格更高些;二是进口牛龄超过30个月以上的牛肉,价格相对便宜些。韩国选择了后者,其初衷不排除维持保持稳定国内牛肉价格的考虑----替韩国消费者考虑。然而,消费者普遍不领情,在他们眼里,牛龄30个月以上的牛患疯牛病的几率较高,政府这么做,无疑是对消费的健康不负责任。于是,牛肉问题演变成为民生权益问题和贸易政策的软弱与迁就问题。由此,韩国消费者的抗议声浪迅速被放大乃至逐步失控。
事实上,由于韩国人均收入很高,高价牛肉总体仍能承受。照理说,最反对政府开放那怕部分开放牛肉市场的是韩国牛农。就说这一次“牛肉骚乱”,韩国牛农喊出的口号就叫“捍卫韩国牛”。换句话讲,美国牛肉大举“入侵”,韩国牛农的利益受损是最大的。然而,这一回的“牛肉骚乱”偏偏是韩国消费者冲在最前面。何也?疯牛病的潜在威胁起了作用尔。也就是说,在抗议政府牛肉贸易政策的声浪中,韩国牛农的利益诉求已被夹带在消费者的健康安全诉求之中啦。
综合以上所言,韩国民众的“牛肉原则”捡最主要的说,可概括为三条:一、不满政府在韩美牛肉摩擦中的“无原则”表现;二、进口美国牛肉对消费者的健康风险和对牛农村利益的伤害;三、抨击李明博上台后宣称的对美“有原则的实用外交”并无原则可言。
那么,在尔等中国人眼里,韩国的牛肉风波对中国有哪些教训可供借鉴甚至汲取呢?我也例举三条:其一、经济全球化所必须带来的贸易自由化,不等于无原则的一味开放本国市场,尤其是对本国涉及面大的弱势产业----譬如韩国的养牛业或中国的大多数农业领域。现在回头看,当年中国入世时,政府对中国农产口市场向国际市场开放铢锱必较,是建立在对国情的清醒认知之上的;其二、农业尤其是粮食和肉禽蛋,必须立足或主要立足于国内供给----特别是13亿人口的中国尤甚;其三、就市场经济面言,政府对本国弱势产业的贸易保护或价格补贴并非没有副作用,但就眼下的中国,包括韩国甚至农业发达如日本,都须对本国农业施以不同程度的保护或补贴,这中间的要旨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两权取其重,既是关乎民生的执政能力,亦是一门重要的执政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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