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初秋的某个黄昏，我在圆明园散步。夕阳把湖水染成金橙色，秋风掠过片片莲叶的罗裙，送来荷香。坐在岸边的礁石上，看一队野鸭在远处的池水中游弋。忽然，两只黑天鹅从芦苇荡里探出头，安逸地来到面前，互相梳理起羽毛，不声不响。

凝神观望野鸭、黑天鹅，我不禁想问：“这鸭子、黑天鹅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说，是作家培养了读者，那么，这个无厘头的疑问也许缘起于塞林格。《麦田里守望者》中，霍尔顿曾疑惑“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去哪儿了？”霎时，这本二十年前读过的书中的文字，重又在脑海里闪回。

二十年后，在塞林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有幸见到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先生。

塞林格作为文化隐士早已淡出了媒体的视线，而他的隐居恰恰又成了出版界及商人营销的噱头。一部部《塞林格传》热销，人们热衷于他的各种小道消息。马特先生一再澄清，世界上真正了解父亲的人只有几个人，那些传记充斥着谎言。

塞林格到底是位什么样的隐士呢？马特说：“想了解父亲的话，只能在他的作品中，每个人物都有他的人格碎片。”与马特先生交流后，我们看到了塞林格宽容、幽默、温情、慈悲的一面。

慈悲

他说，这次来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时，他想到了二战时父亲曾经解放过的集中营。父亲曾感怀，人与人之间怎么会如此残忍？父亲是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人，他一直在努力寻找爱与真诚。

读者，往往会对作家本能地着迷，而反过来，读者又被作家培养得越来越有艺术感觉，越来越富有想象力：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其中有什么样的隐喻？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抬高房梁吧，木匠们》中，我们感受到了一股神秘感，一场未成形的婚礼，一群现实中的嘉宾，衬托出未出场的主人公西摩的特征——不可理喻的神经质、对世界充满爱意。作家将笔墨更多地放在了几位婚礼嘉宾的语言、神态、动作上。作为第一人称的“巴蒂”的心理活动则推动着情节中的悬念。而对主人公西摩的描述则体现在“秦穆公问贤伯乐”、与日记的独白中。

读者问：“塞林格为什么安排西摩自杀呢？他如何看待自我这个命题呢？”

马特先生答：“父亲让西摩选择自杀，其实是有点遗憾的。父亲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信里表达出了困惑、绝望，有的甚至有自杀情绪，父亲都一一回复。他会在回信中努力启发对方去发现人生中那些兴奋的事情，想以此来帮助他们。”

“父亲的人生底色是乐观的。所有作品都有我父亲人格的碎片，作家和每一个角色都是关联的。这个世界并不比梦境更真实，我们需要在冥想中思考我是谁，也许，父亲心中的自我指的是拿下面具的自我。”

隐匿

现场，格非老师提到，国外有位作家曾评论塞林格是二流作家，但获得了一流声誉，因为他（她）认为作家不能离开生活，作家隐居了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而这些评论，格非都不同意，因为塞林格成功后，他确实如书中的人物一般去隐居了，远离人群，才使他的理念经得住推敲。

他说，从十九世纪开始，全世界的艺术家会主动逃离这个世界，戒除这个世界。和生活保持疏理状态的生活方式非常普遍。这好比霍尔顿讨厌所有的人，除了妹妹和死去的弟弟。

每个人都在努力保存自我，而我们又需要和不喜欢的人握手，这个状态看似有些分离，有的人就会采取和社会保持距离的姿态来生存。

他说，年轻时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会把霍尔顿当成偶像，有种秘密的喜悦。今天，重读，仍像第一遍读一样，会觉得他是我们每个人的状态。

止庵说，如果没有塞林格作品的引进，也许就没有王朔、王小波。而苏童也坦诚对塞林格的痴迷，他的香椿树街上生活着中国的“霍尔顿”。

马特说，前两天，收到朋友从肯尼亚发来的一张照片：一位女士在肯尼亚的某家酒吧里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想，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迷失方向的时候，也许，这时，他们会需要“霍尔顿”，需要这本书的指导意见。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霍尔顿”。后来的，长大了、成熟的我们也许会选择舒服地入世，也许会选择疏离。不论怎样，都不该忘却当初那曾经守望过麦田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