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冬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我正迷迷糊糊站在窗前，醒得还不够完全。在我的构想中，应该这样去迎接每年的第一场雪：从充满樟脑味的旧木橱子里，抖索出来一件陈年的斗篷，向空中一展上肩，携手炉酒壶，开门好大雪，苍苍茫茫的逶迤而去。后来又一想，觉得很不对头。如果再配一个宽檐的草帽，提一杆红缨枪，那就是傻逼英雄林冲了。于是我又有了第二种方案：穿得暖暖和和的，臂弯里有一只戴着红手套的纤纤手，踩着碎琼乱玉，去赏残荷枯柳；坐在清冷的公园的木椅上，谈一场恋爱；偶尔伸出手来接住六出飞花，细细端详那晶莹剔透的花型，说一句美啊，会心一笑，搂得女伴喘不过气来。关于这一个情景，我觉得危险性很大，就像一个长满鸡皮疙瘩的老妖怪，伸着个脖子唱“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活不活了。

在中国的诗文里，一提风花雪月，人就不正常了；刚才还是好好的一个人，一见下雪了，马上神经兮兮到处吆喝要写诗。就算你不作“撒盐差可拟”，说个“柳絮因风起”，也不如一杯烫好的老酒，火辣辣入喉中去。若是大唐的天下，正赶上不要命的来略土，提一口大刀，领兵百骑，望雪山深处去，那“大雪满弓刀”的情景也是让人向往的。

实际的情形却很糟糕。比如，我老婆一见雪落下来，就愁眉紧锁，说上班路不好走了，又转身一再叮嘱女儿打好伞。出得门去，见雪簌簌下来，我刚想吟出几句狗屁诗来，脚底下一滑，立刻张牙舞爪，露出老百姓的本来面目。这就相当于说，当年大诗人岑参看到满树雪花唱诺“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时候，也难免打个趔趄稳住了，定了定神，恶狠狠说出了后半句“千树万树梨花开”。

凡是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一般都心术不正。我有时会故意在下坡路上多呆一会儿，那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摔个大跟头跌个四仰八叉，然后哈哈一笑，满足而去；走不多远，自己也摔一下，骂两句，学小脚老太太小心挪着小碎步，真是活该。

记得小时候冬天都要下好几场雪，院子里总不见雪化得无影，屋檐下也是一冬天的挂着长长的冰凌，那就是个冬天的样子。我们都穿着大棉袄大棉裤，甩着两筒绿鼻涕，满院子撒欢。雪人倒是不常堆的，顶多胡乱砌起来，找两个石子当眼睛，一根草棍子戳上去充鼻子，有时还夺下谁的帽子给它戴上，退得远远的，用石头砸，砸完了用脚踹。你看，一点儿都不浪漫。玩疯了，身上就冒热气，像从热水里刚出来。踩了凳子从屋檐掰下冰凌，嘎吱嘎吱嚼一通，也很少得病。

我觉得那时候最浪漫的莫过于大人从屋外进来，抖去一肩的雪花白，将两手伸到炕上的被褥底下。或者，外面大雪纷纷，大热炕上摆一张小方桌，一家人盘腿围坐，热气腾腾地吃晚饭，最好是炖菜，吧嗒吧嗒吃得双颊红润，通体沸腾。饭后拖着圆滚滚的肚子，双脚伸到被子底下，听大人们胡说八道，慢慢就睡着了，而屋外雪落有声，一片银白。

这日子定是有些远了，想起来的时候总怅怅的。白天在雪地里走，看别人举着伞缩着脖子可笑得很，而自己，完全置身于茫茫，忽然觉得与过去有些近了，这样慢慢走一定可以走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