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心化与年味
王石川
  01 18 深圳商报

  春节文化是农耕文化的一部分，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春节文化最丰富的地方必是乡村，如鲁迅所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过年，曾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记忆。然而，如今过年只是一种仪式。回家过年，只是为了慰藉饥渴的乡愁——诗人说，“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可以说，乡愁是每个游子内心最博大最沉潜的荒原，但如今，家园在逝去，乡愁在退化，连中国人最盛大的年文化也在流失。

  年味为何变得越来越淡？变淡的年味还能浓烈吗？何以重拾以往的春节胜景盛情？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日前，看到百家讲坛蒙曼的一则微博，不免阒然心惊，微博是这样写的，“年前这个时候，听得最多的主题，就是回家过年吧。父母早已来京就养，因此，除了北京，我也再无家可归。可是，就算父母还在老家，我就能回乡吗？爬过的树砍了，住过的房子拆了，念过书的学校搬迁了，生活过的痕迹统统归零。我又怎敢回乡，假如我还想在心中留住一点点家乡的影子！一代人无处落脚的乡愁啊。”心惊之后便是强烈的共鸣，是长久的伤感。

  我们的年味之所以淡，还是因为乡村在减少，乡村空心化，以及乡村文化的凋零。据《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１０》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每年减少７０００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因农业文明而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２０个行政村正在消失。当乡村不复存在，乡村文化其焉附？即便乡村没有消失，人口也在涌向城市，此前新华社报道，山东潍坊青州市庙子镇杨集安村，原本１４０多人的村子，如今就剩下１０个老人，年龄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６８岁。没有了人，谁来传承乡村文化，谁来发扬乡村文化？截至去年年末，我国大陆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当农民成为市民，或者当农民工候鸟化生存，乡村文化的衰败便是一种必然。

  我的一位安徽老乡——全椒老艺人李宗强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我死了，身后就再无人会战舞。”何谓战舞？据说，宋代猛将焦赞在抗击外族侵略时，曾驻兵全椒县二郎山附近。焦赞率部在前线拼杀之时，全椒人民也自制盾牌抵挡，后人则据此编排一套战舞，因盾牌造型像云朵，主要表演者为８人，又名“八朵云”。李宗强是当地熟悉这套战舞的唯一传承人，战舞后继无人，他不可能不感到哀伤和绝望。农村此类风俗曾经甚多，当构成这些风俗的仪式残缺不全，类似于过年的仪式感和敬畏感也就支离破碎。

  也许有人会说，乡村文化凋零了，但可以转移到城市，比如由新市民发扬光大，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从农村走到城市的人，数量确实不少，但多是原子化生存，他们与他人与城市有一定的疏离感。在城市，一个小区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平时交流不多，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即便交流，也不会上升到民俗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再说各地风俗不一致，如何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还应该看到的是，商业消费主义也在瓦解年文化，一些洋节大行其道，让传统节日黯然失色。而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人们为生存疲于奔命，也失去了对民俗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把过春节当作一种形式。

  春节文化越来越淡，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称，我们正处在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过年”的必要性亦越来越少，传统的生活“年”一部分要转变成为文化“年”。“改变的是传统的过年方式与形态，不变的是植根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的‘春节情结’。”

  是的，只要依然保留一份春节情结，过年的方式与形态变化了并不可怕，也不值得伤悲。如果非要重现往日的春节仪式，那么就从拯救乡村文化开始，就从改变乡村凋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