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舞弊女主角拒供“上线”必有蹊跷

王石川


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两名女教师向考生出售高考作弊用的接听、接收工具而被刑拘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2日，记者在扶余县看守所采访了主要当事人——扶余县一中高三英语教师刘艳华。她称，作弊器材是从“上线”手里购买，赃款也都给“上线”了，但拒绝透露“上线”是谁。扶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陈国庆对记者说，刘艳华的网络“上线”到底是谁，公安机关正在追查。由于刘艳华不配合，目前还没有掌握更多关于“上线”的情况。关于她与“上线”联系的相关证据资料一直还没有。（6月14日新华社）
http://news.sina.com.cn/c/2009-06-14/092218015746.shtml


这是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结果。其一，刘艳华称，不知道倒卖作弊器材是违法。其二，抓到了疑犯，她却拒绝供出“上线”。而供不出“上线”，当地公安部门就无法掌握“上线”情况，换言之，刘艳华的沉默极有可能导致线索戛然而止，这条利益链上最大的一环将继续安然无恙。


“上线”是谁？有网民分析称，“上线？就在公安内部！这种小儿科问题，还用得着讨论？这种微型作弊器材，公安可以轻松搞定，所以刘艳华拒不交代上线！”应该说，这种说法只是忖测，尚需要证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弊器材的确充满技术含量，非一般人员所能搞定。这一点新华社的报道有详细描摹——最让记者吃惊的是一个文具套装，外表跟普通文具盒并无两样。内装的铅笔、水性笔是“原装”的，问题出在格尺上。在这个20厘米长、4厘米宽的格尺上，居然镶嵌了一个显示屏幕，屏幕上可以清晰显示数字和文字等信息。


没有了“上线”，黑幕便很难揭开，事态只会向轻描淡写出发。日前，这起被教育部称为“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性质十分恶劣”的集体舞弊事件有了下文，被查出的违纪考生有33人，两名教师因兜售作弊器材也已被批捕。但遗憾的是，在这些名单中，我们看不到一名官员。是没有官员参与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一个例证是，中青报记者向吉林省教育厅、省招生办和松原市公安局报告卖作弊设备的人，希望配合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抓获。但当记者在市公安局上网，与那名男子商谈打款一事，该男子已不认账，只说记者认错了人。当着3位民警的面，记者拨打对方留下的电话，而他竟早有准备，清晰地喊出了记者的姓名和“中国青年报”，说：“你找我什么事？”一名刚刚还在兜售作弊工具的贩子，怎会突然知道了记者的姓名和单位？（见中青报）


此外，还有一幕颇堪玩味。据报道，高考前几天，一些有门路的考生家长就从县教育局拿到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儿子所在的考场28名考生的姓名、学校、模拟考试成绩单等信息。某“买场”成功的家长向人炫耀道：“你要没有人，都看不到这单子（指提前知道的考场考生姓名、监考老师姓名等等）。”本为机密的名单何以被买走？这亦可说明，“买场”背后起码有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介入。


其实，只要让刘艳华供出“上线”，按图索骥，便可找出幕后主谋，但她偏偏守口如瓶。她这是为谁“背书”？其缄默不语，甘愿让所有的罪愆一个人来背，究竟隐藏了什么真相？是害怕打击报复还是她的确不知道“上线”是谁？从刘艳华的拒供我们可以想到另一幕奇怪的现象。此前，有报道称，对考场上的舞弊行为，监考老师则称“不敢太深管”，因为怕被报复，这报复当然不止是学生报复，还应该包括权力的报复。回到刘艳华身上，她高调地购买作弊器材，又高调叫卖，甚至敢打电话到学生家长里兜售，如此踌躇满志、肆无忌惮，如果没有权力在撑腰，她会这样高调吗？


此前，新华社刊文称，松原高考舞弊已不仅仅是考生的个体行为，而是表现出了群体化和产业化特征，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与高考管理关系密切的个别教育工作者也已陷入其中。而CCTV《新闻周刊》在“沦陷的高考”中也称，松原舞弊事件的水很深，由官员、教师、家长、考生和不法商家共同参与。由是观之，一起产业化、组织化、集体化和去羞耻化的集体舞弊事件不可能仅仅只有学生和老师参与。


总之，可以确信的是，刘艳华只是一名跳在桌面上的演员，或者说她根本就只是一个道具，是一个木偶，权力之手正牢牢地牵扯着她。而正因为权力过于强悍，她只能随着线的舞动而随之表演。不挖掘出“上线”，松原舞弊事件就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只简单地处理几名老师和一些学生，松原舞弊的脓疮就不能被连根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