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抬高贫困线，更要改变权利贫困
王石川

    一项由国务院扶贫办正在草拟的扶贫标准调整办法将把过去的底线抬高。其政策出发点在于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收入，还将考虑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目前，扶贫办正向它的26个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在修订之后择日向国务院报批。如果这个贫困线提高至年收入约1300元的初稿最终得到国务院认可，全国贫困人口将由目前的4000万增加到8000万。（4月13日《重庆晚报》）

    近年来，要求抬高贫困线的呼声日高，原因很简单，如果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然而，如果按照我们自设的标准，贫困人口则遽降到4000万。标准不一，既容易遮蔽贫困真相，也容易忽略贫困人口被剥夺的困境，从而完成不了对穷人的救济。正如业内人士指出：现行的农村贫困人口划分标准过低，显然对农民有失公平，不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的现实，不符合统筹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不利于加快缩小城乡差别、缩小东西部差别。尤其在当下，通胀压力炽烈，提高贫困线，对赤贫人口意义显著。

    提高贫困线的目的很直接——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收入，还将考虑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但是，笔者认为，要提高贫困线，更要改变权利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还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诚然，贫困绝不仅指在物质资料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我们必须了解贫困阶层的生活，尤其要了解贫困阶层为何贫困的真正原因。

    有学者曾对东北地区5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贫困群体做调查后这样描述：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严重的排斥。在学者们看来，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再就业、养老保险和医疗等方面的权利付之阙如，才一步一步致贫和返贫的。再以农民工为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指出：许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还较差。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民工总体上处于"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歧视、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境地。许多农民工饱受证卡收费、克扣欠薪、伤病无保障之困。一些城市农民工甚至出现"20年工资基本不变"的情况。（见2008-02-29 新华每日电讯）

    由此可见，农民工遭受的权利贫困是他们无法取得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难怪陆学艺还感叹："穷人贫穷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观念落后，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视造成的。还穷人以'起点公平'，应是消除贫困的根本目标。"

    我们知道，贫困阶层要改变经济贫困和权利贫困，最好的途径即是接受教育。正如知名学者张鸣指出，现在的社会，处在下层的人们，若想改变地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上学，一是通过劳动或者经商致。可是这两条路，目前都存在问题。"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上，学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感前所未有地增加"。"想要自主就业，依然困难重重，想从个体户做起，成功的几率非常小"。显而易见 ，这不是虚妄之谈，我们还知道，正是教育竟然成了贫困阶层贫上加贫的主要因素——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这是多么强烈的讽刺？在这种语境下，必然导致读书无用论回潮，贫困阶层的权利贫困无以改变。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要扶贫，当然不仅简单地提供物质帮助，还应提高技能。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不改变权利贫困，贫困阶层何以拥有技能？贫困阶层没有起点公平，没有机会公平，也没有程序正义，作为一个起步缓慢的后发阶层，他们何以迅速成长壮大？

    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外，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信矣！在当下，一方面要要抬高贫困线，积极从物质上扶贫，在输血之余，提高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另一方面必须积极改变贫困人口的权利贫困，让他们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拥有机会平等，这才是扶贫的治本之策。

http://news.sina.com.cn/c/2008-04-13/0248153443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