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今年，物价涨得很快，我们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明显。”7月31日傍晚6时30分，深圳5位打工者异口同声地对记者说，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打工者的心声——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上调至少20％。他们一个坐办公室的打工者朋友帮他们起草了一份求助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落款“一群外来打工者”，发往深圳多家媒体。（8月7日《南方都市报》）

    当新一轮涨价大潮不期而至时，常听到有人啧有烦言：“物价象胡子一样疯长，工资跟眉毛一样稳定！”因此，当“上百外来工联名上书盼加薪，希望政府开听证会”的消息扑面而来时，农民工兄弟那种焦灼、无奈和渴望，不能不让人感同身受。

    写求助信，然后发往媒体，这其实算不上上书，只不过一种曲线表达，以赢取同情分而已。比起垄断巨头的动辄上书，农民工显得有些卑微，甚至有些小儿科，这正凸显农民工群体的博弈无力，农民工缺少话语权，也缺少博弈力量，但他们有表达吁求的本能，于是只有通过媒体来表达吁求，这又是一种多么悲切的权利生态现状。

    一旦畸低的工资与过高的消费形成突兀的剪刀差时，农民工必将入不敷出，面临生存困境。正如江西籍农民工小张称“工资都快养不活自己了”，“也许过段日子我会离开深圳，这边不好发展所以只好去别的地方创业了。”面对持高不下的物价压力，生存艰难的农民工必然选择用脚投票——离开深圳，再谋出路。这种状况一旦蔓延，后果堪忧，就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短缺，俗称“民工荒”。显然，这会对深圳经济发展埋下隐患。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推行最低工资标准与物价联动机制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本轮物价上涨大潮，波及面广，涉及面宽，持续时间长，对公众影响也是多层次的，尤其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可以说是致命性的冲击和根本性的打击。近日，本埠媒体就报道了一些低收入者的艰难境况，比如有的八旬老人一夏天没舍得吃西瓜，半年家里没买过肉；还有的老人，为了省电，电扇舍不得开，家里所有的灯泡都是25瓦的。显而易见，物价上涨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低收入者心惊肉跳，因为低收入者是最先有痛觉的。同样的道理是，面对物价的疯长，许多农民工也根本毫无抵架之力，曾几何时他们靠省吃俭用来节省些余钱，如今连必要的必需食品、生活用品也价格飙升，又何以节省？

    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物价联动机制，既刻不容缓又名正言顺。早在2004年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最低工资规定》时就要求，今后我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去年12月，全总也表示，要协同劳动保障部门开展最低工资执行情况的大检查，推动各地政府适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并实施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力求3年之内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以上，并争取做到每两年调整一次。笔者认为，由于本轮物价上涨突如其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不妨再紧迫些再及时些。

    此外，日前，因为猪肉上涨波及低收入者的生活，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采取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临时补贴等措施，确保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如今看来，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不仅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影响，而且备受其他物品上涨的影响，农民工感叹在深圳居不易，即是明证。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许多农民工的工资往往是城市的最低工资），及时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物价联动机制，大有必要。

    如果说社会保障是保证中低收入者具有抗压能力的武器，那么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物价联动机制则是农民工等阶层抗御物价疯长的法宝。诚然，只要最低工资打赢物价，农民工才能安居乐业，才会安心为城市工作添砖加瓦，最终城市的经济也才会健康发展，避免掉入“刘易斯拐点”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