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开始，偷听敌台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可以治罪，可以入狱，可以劳教，可以判刑，可以带上坏分子的帽子。收音机有短波，波段可以宽泛的收到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广播内容。

台湾自由民族之声，美国之音，莫斯科，BBC，都可以在微妙的调谐旋钮里，轻轻的寻找，特别是在没有晶体管收音机的时代，电子管收音机需要适度的外接天线才可以收到不稳定的信号源，滋滋啦啦断断续续不完整收听那些来自不同口吻的新闻，音乐，广播，因为在当时，这是犯罪的情节，只有在冬季密闭的屋子，蒙上棉被，新奇驱使着寻求的刺激，特别是娇滴滴的台湾女播音员，不太标准的俄语普通话，美国之音和BBC还是比较标准，世界的新闻也就都知晓的清楚。当然，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对我们政策方针的质疑，和对不同意见的煽动，是广播的主要内容，这些收听都是严密的，许多出事的原因都是亲属的揭发，好友最信任的人的举报，因为，政治觉悟是个人立场以及得到保护的最好手段，揭发举报别人就是顺便保护了自己。大义灭亲，是那个时代的“觉悟”。

偶尔，听到犀利的警报声，挎兜摩托车的疾驰，似乎觉得公安技侦人员前来，急忙关掉，用冷炙的毛巾给电子管收音机降温。到了七八十年代，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我也总喜欢听听短波那些外国广播，警惕的街道干部甚至举报我青岛的一个好友到派出所，知道是在学外语，这才恍然大悟，当然，这也就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许多年不听广播了，现在听广播的成了我们这一代新退休的“新老人”，偷听敌台的旧事似乎已经忘的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