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恢复高考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考生，我们那次高考作文题目是《在沸腾的日子里》，我写的内容是打倒“四人帮”时我所在的山村村民们欢庆的场面和欢乐的心情，我当时不知道我写的这个内容是否符合作文的要求，不知道得了多少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是否对题。

回想起那时候考大学，有许多尴尬事和有趣儿的事，说给现在的人听，也许觉得太可笑，可那时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作者毕业后在乡村中学教学时，在所在学校院子留影

1975年我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一中毕业，当时我们国家实行推荐上大学制，高中初中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家是农村的，自然回到家乡的农村劳动。在我生长的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乡鲍家店村，历史上没有考上大中专的人，村里人们说起考上大中专的学生，都是神秘，只知道一点：大学毕业一个月挣56元呀！口气满是羡慕。那时候干部一个月挣43元，工人一个月挣38元。

1977年的初冬，赤峰北部刚下小雪，没有电视，家家墙上有个喇叭，就是有线广播，我地从那上面听到上大学不再推荐，要实行考试，不知道怎么报名，也不知道具体考试时间，更不知道高考是怎么个考法，在村里人的心中，考大学是神圣的事，是城里人的事，也就没人说得清这件事。我正赶着牛车往生产队的田里送粪。晚上收工，在四里外北村读初中的妹妹回来对我说要高考了，她们学校的民办老师参加高考的都请假在家复习了，说高考时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建议我不要再等，马上在家复习。我什么也不知道，非常着急，想到在公社当副主任的哥哥，应该到他那里问问情况，他当时是挣工分的干部。第二天我跑着到了四里地的公社，进屋时哥哥和他同屋的公社张姓书记在议论高考的事，我看见桌子上有一本高考复习提纲，那提纲很简单，就是要求复习中学课本学习过的知识，我要拿走，和哥哥同屋的公社书记说是给他亲戚准备的，我说我抄完给你拿回来。我拿回家抄了两三天才抄完，这时候哥哥来告诉我，张书记说那本提纲送给我了。

因为只有一个月时间，喇叭上也广播了国家规定，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高考，什么单位都不能阻止要参加高考的人请假复习。我就扔了队里活计，躲在家里复习。没有复习资料，只有我念高中时的几本语文和数学书，且不全，有的书被母亲糊墙了，从分家另过的大哥家找到一本《语文基础知识》，算是最好的复习资料，政治复习资料是大哥在公社给我找的，是上边发下来的，有哲学基础知识，有时事政治等。刚复习半天，生产队长就到我家敲窗户，对我吼道：“你咋不干活去？”我走出屋子，太阳温暖地射过来。我对队长说：“我要复习参加高考。”队长说：“考大学是城里人的事，大学不在这山沟里招学生。”我不想跟他多挣执，说：“我试试。”他很不满地说：“你挺大个小伙子，放着工分不挣，躲到家里享心静，可耻吧？”农民说话没个深浅，啥不好听说啥，我已经习惯，我坚持说试试。他边往外走边挖苦我说：“老鹞子放屁响得高，那大学也是你上的！”他是怕我考上学离开农村，如果说嫉妒之心人人有之，农民的表现更为直白。

我的家西屋没人住，冬天屋子没燃料烧炕，没有炉子，我在屋子里来回走着背题，因为太冷，我就戴着旧狗皮帽子，披着一件破皮袄，走累了坐在炕檐上，大腿上盖上一件破皮袄。睡觉时也得戴着狗皮帽子，要不冻脑袋。我天天是在背题中睡着觉。

考试前要到公社领一张表格填写，我填写后，习惯地到大队找书记签字，那时候做什么事都得大队同意。书记大字不识，让我找副书记签字，副书记和我年龄相当，因为他念书时学习成绩不太好，没有报名参加高考，对于村里参加高考的我们三个人有看法，不愿意给签字，听说我们需要大队签字，他不知道去了哪里，反正找不到，我到他家，他家的铁大门插着，他家里人说不在家里，找了一个上午找不到签字的人，我到公社交表格时，跟收表格的人说没有找到大队的领导签字，收表格的人说幸亏你没找到，要是找到签字，这张表格就报废了，这次不需要经过大队领导同意，谁参加考试都行。哦，改朝换代了。

第一天考试的早晨起来，妈妈做饭，我嫌屋子有动静，就到后面街上背题。刚下过雪，天气特别冷，大街上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披着破皮袄在大街上的雪地上来回走动背题，饭后我要出屋时，妈妈忽然叫住我，从泥搭的碗柜里拿出用黄纸包着的一点白糖，要我吃了。我们家太穷了，妈妈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让我吃，我吃了几口白糖，喝几口凉水冲下去，走出家门。好些年后我的孩子参加考试，我总是在考试之前让他吃几口白糖，至今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让他吃白糖。村子里和我一同参加高考的还有两个人，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到他们两家找上他们，一同朝四里外的公社走去，其中一个看着说：“看吕斌的眼睛也是黑的，也是一宿没睡觉！”我听出他们两个是一宿没睡觉，我想，他们这样能考好了吗？事实我是对的，睡好觉才能考好，他们两个都没考上。

第一科考数学，念高中时基本没上课，简单的函数我都不会，大部分题没答上。语文题也相当简单，第一题是“给下面这句话注音（要标调）：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第二题是“回答下列问题：1、指出下面句子中带点的词属于什么词类：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心最红。”……第三题是“什么叫拟人的修辞方法？举出一例。”作文题是：一、在沸腾的日子里；二、谈青年时代。我写得题目是“在沸腾的日子里”。

事先想象考大学的题一定很难，复习时净找难题怪题复习，没想到题出来这么简单，倒有些措手不及。因为答得不理想，回到家后，我跟母亲说不想再参加明天的考试了，因为参加也考不上。母亲说你都耽误这些天复习了，就参加完了吧。第二天我又去考试。

考完试我继续赶着牛车往田里送粪。一天我正在牛圈往车上装粪，生产队会计来了，站在粪包上跟我们几个送粪的人说话，说我可能考上了，说是公社给大队打来电话了，那时候只有大队有一部摇把子电话，往公社打电话还得公社接线员给接，不是谁都可以到大队随便打电话的。我听了会计的话相当吃惊，问真的考上了吗？会计又吞吞吐吐说不太清楚，我意识到，他儿子和我一样参加了高考，可能是他儿子没考上，我考上了，见我不知道详情，不想告诉我，我想到公社问个究竟，就扔了铁锨往公社跑去看是否考上了。

正是要落太阳的时刻，下着小雪，我怕去晚了公社教育办公室的人下班，我顺着乡间土路往公社跑，到公社有五里路，刚跑出村，正好有一群在公社中学念书的学生放学回来，其中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学生，村里人极少有人买得起自行车，我就截住他，说明要下班了，要到公社有点急事，借他自行车骑一会儿，几乎是抢过他的自行车，骑上猛蹬，不到十分钟就到公社，我走进公社办公室的走廊时，有的考生从教育办公室往外走，办公室的崔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他边送这些来看分数的考生边安慰说，好好复习，明年再接着考。见我进屋，就打招呼说，吕斌也来了，可惜，你没考上。他说这话时，正在往屋地上的炉子里添牛粪，炉火很旺，我心凉半截，站一下，往外走，崔老师说，你既然大老远跑来了，就看看分数吧！我觉得奇怪，别的考生没考上往外走，他往外送，我往外走，他怎么这么说，我没想那么多，随口说，也没考上，看分数有什么用，继续往外走。崔老师说看看就放心了，并且拿起桌子上的几页纸在找我的名字。

我想，既然来了，看看吧，走过去看他手上的纸，那上面是全公社考生的名单，有考号，没有分数。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通讯条件，名字都是旗里用电话传过来，这边人用手写的，我没有找到我的名字，有一个李彬的名字标明进入了录取线，但是划掉了，又在旁边写上吕斌，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崔老师开心地说，电话上听不清，考上的是李彬。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我说李彬不是划掉了吗，改后的名字是我呀！他说你自己仔细看看。回身去捅炉子，炉火更加旺了。这时候又几个考生进来问考的结果，崔老师对他们说没考上，回去好好复习，明年再考。我这时候看出了眉目，对崔老师说，名字虽然有出入，名字后面的考号是我的，这是怎么回事？崔老师忽然笑起来，那就是你考上了。原来旗教育局电话传达考试结果时，把我的名字说成了李彬，崔老师过后核实本公社没有这么个考生，跟教育局核实，是我的名字，他就划掉了李彬，改成了我的名字，他见我来看考试结果，出于高兴，跟我开玩笑，他拍着我肩膀说，我教你时就对别的老师说，吕斌科科打头，这个学生错不了，果然我没看走眼。我责怪崔老师不该跟我开玩笑，吓我一跳，然后高兴地离开了公社，顶着越下越大的雪，骑首自行车朝家行驶。

那次全公社参加考试的250多人中，除了沈阳、天津等地来下乡的知青，本地考生只有我们四个人进入体检线。体检后，公社通知我们两个人，说是大学没录取我们，我们两个人没有报地学校，本地学校没有录取够，你们可以在赤峰农牧学校和师范学校中挑一个学校，我们两个人都报了赤峰师范学校中文科。另两个参加体检的考生因为分数低，没有被录取。

我接到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高兴地拿着去告诉住在后院的嫂子，站在院子里喂猪的嫂子不瞅我，说：“考上考上呗，有啥用！”她不知道考上意味着什么，以为和上小学、中学没什么两样，无非是个“上学”。

那时候农村消息很闭塞，家家除了屋子里的墙上挂着的那个喇叭，没有别的传媒渠道，外边的信息就靠听传说和推测，他们的推测也是根据见到过的东西。我走在街上，有的乡亲问我哪天走，然后用羡慕的口气说：“中了，小子，毕业后最次也闹个供销社的销货员！”那时候农民苦拼苦熬，对于所有端铁饭碗的人都是可望不可及的，销货员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崇高的职业、伟大的人物。

上学临走的时候，嫂子对我惟一的嘱咐就是：在学校搭茬一个兜里有粮票的闺女带回来。所谓“兜里有粮票的”就是有正式工作的人。

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就连考上的学校为什么叫“师范”都不懂，对于未来的事更没有打算。入学后，家人及乡亲们的期望我一个都没有实现，没有当上销货员，更没有“搭茬”上一个兜里有粮票的闺女。在学校里我见识到了一崭新的世界，那里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还有一个我在农村没见过的图书馆。在那里，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有志之人志不移！这就是我一生都没有放弃文学创作的原因。

毕业之后我虽然被分配到山村当老师，后来到行政机关，再后来当记者，但文学创作终生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