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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作家班纪事》节选
第二年暑假开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中午我从食堂打饭回宿舍,内蒙古师范大学干训处处长乌力吉碰上我,他是阿鲁科尔沁旗人,我入学时他到宿舍看过我,四十多岁,蒙古人,汉语说的不算流利。他告诉我:“哎,咱们阿旗来五个学生,在我办公室呢,去看看呗。”
乌处长是下班回家,他走了。
我把饭盒送回宿舍,跑下楼。乌处长办公室在另一个楼门进去,一楼右边第一个屋。我一进屋,屋里堆着几个行李,站着几个蒙古族姑娘,诧异地看着我,好像不明白我为啥闯进屋。
我不明白她们暑假开学后这么长时间才入学,又不清楚她们从哪所中学毕业(肯定不是从天山一中,一中是汉文学校,我猜是天山二中毕业,二中是蒙文学校)。我自我做了介绍,问她们:“你们今天来的?”
她们用戒备的眼光看着我,有的点头,有的无动于衷。我问:“你们不会说汉语吧?”
她们面面相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胖姑娘说:“嗯,会!”
她声音小,又有些胆怯。我怀疑她只会说这一个“会”字,而另几个这个“会”怕也不会说。我恨起乌处长来,怎么让我认识这些不会说汉语的蒙古族学生,而蒙汉学生又本能地有一种距离感。我为了向她们表示,我是来看望同乡,我说:“你们的行李是不是要往宿舍搬,我帮你们搬吧!”
她们还是摇头,不说话。
“你们新来乍到,有些事可能不知道怎么办,我早来一些时间,情况熟一点,有什么困难跟我说,我帮助你们。”我忽然想起,开饭半天了,她们怎么还等在这屋。我问:“你们没吃饭吧?”
她们点头,另一个高个儿的姑娘说:“乌处长说出去找一个熟人,让他告诉我们去哪儿吃饭。”
我这才明白,乌处长一准有事忙着回家,而托付我照料她们。我说:“乌处长回家了,他告诉我来的,你们快吃饭去吧!”
我掏出一把学校换来的钱、粮票,递给她们,并告诉她们,食堂在什么地方,以后换钱、粮票在哪儿。她们似乎高兴了,谢过我,问我:“你是学生还是老师?”
谢天谢地,她们终于开口说话了,我说:“我在文艺研究班念书。”
高个子姑娘问我:“文艺研究班是个什么班?”
我说:“是学习写作,就是培养作家的班。”
戴眼镜的姑娘问我:“你住在哪儿?”
她们没象认识我的学生那样叫我“老师”,而把我当成了她们的同乡、同学,这样来往起来就随便多了。我告诉她们:“右边那个楼门进去,三二五房间。”
她们高高兴兴地去吃饭,边议论什么,尽管用蒙语交谈,我还是意识到是说我。
星期日,我正在屋抄小说。有人敲门,我开开门,门外站着一高一中等个子女学生,我一时迷惑,进而想起,她们是我的同乡,那天在乌处长办公室见到的五个学生中的两个。
“你忙吧?我们打搅你吗?”大个子学生用流利的汉语问我。
“不打搅,请进吧!”我站到一边。
她们坐在成富床上,我坐在椅子上。她们笑微微地看着我,和那天初次见面判若两种人。大个儿姑娘问:“你写什么?”
我说:“小说。”
“小说是人写的?”她们同时问,并探头望我铺在桌子上的稿纸。
“当然。”我对这种问话不奇怪,许多从没沾过写作边的人,并不知道报刊电台的稿子是人写的。
她们面面相觑,从眼神上看,对我级度崇拜,我是她们第一个见到的能人。
我说“很抱歉,我还没问过你们的名字,你们叫……”
大个子姑娘说:“乌兰。”
中等个子姑娘说:“那布其。”
“你们入学为啥这么晚?”我问。
乌兰说:“我们是大学漏子,今年师大要一批推荐生,咱们旗推荐我们五个,你见过的那个戴眼镜的学生,叫其其格,是咱们旗的旗委书记德力德……”她们不知道说德力德的什么好。
我接上说:“孩子!”
她们两个笑了。那布其说:“孩子在蒙语里是小娃娃。”
我说:“汉语里的孩子指她父亲而言,叫女儿、闺女都行,那太文雅了,好像书呆子气。”
她们说我汉语学的好,她们哪里知道,这个再说不清,我只有重新坐回中学的教室里。
“你们在什么系?”我问。
“我们俩在生物系,另三个在历史系。”
“这么晚入学,学习跟上了吗?”我问。
“早来也跟不上,我们从小学蒙语,到这儿却分到了汉语班,今年师大生物系没招蒙语班,老师讲课有时我们听不懂。”乌兰说,并表现出忧愁。
我说:“大学课程不像中学那么紧,没关系。”
那布其说:“那也不行呀,考试就我们两个老末,脸发热。”
乌兰白她一眼,似乎在我这个同乡面前长了别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说:“胡说,这回考试还有两个汉族学生在咱们下边。”
她们呀,小孩子脾气,排老几、压住几个学生也斤斤计较。幸亏她们后边还有两个学生,不然,她们脸得红到脖子根儿。我笑着说:“你们这次没考老末也吓够呛吧?”
她们两个笑。乌兰说:“现在一想心还扑通呢!”
我忍不住,笑起来。她们也笑。我说:“大可不必,老师同学都知道你们情况,考老末有情可原,考好了是你们用功、脑子好使。”
那布其说:“听你这么说,你给我们当班主任好了。”
我经常在楼梯、校院、图书馆碰上她们,也时常因为作业去找富娥、王晓华她们借资料,和这些大学生常接触,我也似乎还了童心,青春热血高涨。她们见了我总是又说又笑,毫不拘束。
毕业临走前一天晚上,她们结伙来到我宿舍。
“老师,明天就走?”她们问。
“走,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我开玩笑地问,要离校,我心里沉甸甸的,故意轻松一些。
她们笑,那布其说:“孩子出外,母亲说话才叫嘱咐,你走……”
其他同学不待她说完,纷纷捅她,制止她说下去,又是一阵嘻闹。她们已经和我混熟了,嘴上叫老师,行动上从不把我当老师,我也跟她们穷开心。
“你走我们挺想呢!”乌兰说。
说实话,我也有些想她们,跟她们在一起很愉快,我不愿意离校,这也是一个因素。我说:“咱们通信吧!”
她们纷纷答应。那布其说:“你在这儿,我们愿意到你屋来,没事干啦,星期天啦,和你说笑一阵,啥烦恼事都没了!”
我说:“有那么大作用,真没想到。我们搞写作的爱穷开心,嘴上到什么时候都是乐观的。”
“你毕业分到哪儿,我们毕业也要求去。”乌兰说。
“那好,学友多,有个什么事也好办,相互照顾着点。”我说。
很晚她们才离去,我把带不了的暖壶、脸盆等零用具分给了她们,我说:“这些东西伴随我度过二年大学生活,为了我的学习和生活,它们立过汗马功劳,扔下它们我真舍不的,托付给你们,多关心它们点吧!”
她们笑。
问我:“我们明天送送你吧!”
我说:“不用,行李托运走了,我只有一个挎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总有一别,将来社会上见。”
她们回宿舍了。走廊上,她们高高兴兴地拎着暖壶,敲着脸盆唱起了歌儿。
第二天早晨,我往校院外走时,学校正上早操。操场上大学生们龙腾虎跃。我曾经不也在其中吗?那生活永远也不属于我了。我试图找出我熟悉的大学生身影,每个人都那么熟,明媚的朝霞沐浴着他们,每个身体都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我走出了校园,留下了难以收回的情绪。眼前,是苏醒了的青城,多么美丽的城市!
公共汽车来了,我踏了上去,心随之抽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