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在阿鲁科尔沁旗政协工作， 4月份我写了一篇小说《燕子》，寄给了《草原》。很快收到了《草原》编辑部的一封信，是李廷舫老师的来的，我不认识他，看了信才明白，他看了我的小说《燕子》，他称这篇小说写得很好，留作备用。

    我非常高兴，拿着信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有要跳要叫的感觉。因为这之前有过一次小说被《草原》留用而没被采用的经历，这一次我没有张扬，悄悄地把信放了起来，结果如何还不好说，可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订阅着《草原》杂志，每期的刊物来了我都急不可待地翻看目录，找我的小说和我的名字，可是到了8月份，我也没在《草原》上找到我的名字和我的小说。9月份赤峰市文联通知我到呼和浩特参加自治区招收文艺研究班的考试。

    那次设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文艺研究班共在全自治区招收30人，全区各盟市共推荐90名业余作者参加考试，赤峰市被推荐了七个业余作者。我没去过呼和浩特，我接到通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到呼和浩特市后去《草原》编辑部看看，到呼和浩特市、又能到省级文学编辑部看看，这是我多年的愿望，有了这次机会，我就激动得不行。

     省级文学编辑部，那是我爱上文学后最崇拜的地方，我无数次想象过省级文学编辑部的样子，那一定是高楼大厦，威武的大铁门，宽大的窗户，豪华的办公室；编辑个个都戴着眼镜，腋下夹着砖头厚的书，绷着面孔，走路目不斜视，有板有眼，庄严得很，多么了不起呀！

    我打点行装，乘上火车，经过一天一夜又半天的旅程，到了呼和浩特市。

    在呼和浩特车站下车时碰到了几个来参加考试的作者，他们都议论到哪儿找门子托人，说考试只不过是走个过程，录取谁都已经内定好了。我心里慌乱，但到《草原》编辑部看看的安排是不能更改的，倘若真的上不成文研班，到《草原》编辑部看看也是我这次呼和浩特之行的收获。再说我就是想找人走后门，我在这里也没有一个认识人。

     我安排好住宿，就按照《草原》刊物上印着的地址，一路打听着朝我心目中的殿堂走去。到了新华广场，在旁边找到了那个地址，我就像唐僧到了西天一样崇拜而神圣地走进了大门。令我惊奇得是铁大门向两边咧歪着，院子里堆着煤面子，那天有点小风，风一刮，煤面子在空中挥撒，落在我身上，院子里很寂寞很安静，我怀疑走错了门，这不是我想象中的《草原》编辑部呀，我拿出地址仔细看看，是这里呀。

    我正犹豫，院子里过来一个人，我问他《草原》编辑部是否在这里？他往一个楼门一指，带搭不理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我原想他听说我找《草原》编辑部一定很惊讶，想想看，找这样地方的人能是一般人吗，他这种轻视的态度让我失望。我按照那个人指的楼门进了楼，上了楼，看见走廊两边的门口上方挂着的“小说组”、“散文组”等字样的牌子，才知道没有走错。

     打听着在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李廷舫老师，他一副和善和面孔，天然的笑容，坐下一交谈，原来他是赤峰市林东人，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内蒙西部，后来调来《草原》编辑部，他的老家和我家乡阿鲁科尔沁旗是邻居。

     他问起家乡的情况，我们唠了好长时间，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他提到了我的那篇小说，他说他知道家乡那边的地理环境、乡土人情，所以看了我的小说就想到了那边的山山水水，非常亲切，但有的编辑对这篇小说的真实性怀疑，是对赤峰北部不了解造成的；再加上稿子积压的太多，一时没有发出去，让我不要着急。我听说这篇小说发表不发表还有说道，就有些着急，才知道在《草原》发表一篇小说是很难的。

     他还把我领到另一个屋，介绍我认识时任小说组长的丁茂老师。丁茂老师是内蒙西部人，地方口音很重，我第一次听这种口音，很新奇，他说话时我全神贯注地听，但还是一句也没听懂，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好在这不是考试，我懂不懂并不重要，但我站起来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还是有点遗憾，我终究是难得这么一次听我崇拜的老师说话呀，听了和没听一样。

    我离开编辑部后，我的心情非常好，我到省级文学编辑部看看的愿望实现了，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我考完试回到单位不久，就接到通知，我被文研班录取了。

   上文研班后，经常去《草原》编辑部，丁茂老师也到我们文研班讲过课，因为我们班有内蒙西部同学，我已经习惯西部的口音，我再听丁茂老师的话就容易了。

    我的那篇《燕子》是在《草原》1985年7期上发表的，《燕子》是我发表在《草原》上的第一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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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和

    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研究班读书时，往辽宁省丹东市的文学刊物《满族文学》寄过一篇小说《六月的田野》。

    我往那儿寄小说的原因是我在一家选刊上看到过一篇小说《斗牛人》，作者是《满族文学》杂志的编辑张涛，那篇小说打动了我，我就记住了这家刊物。

    小说寄出去我也即将文研班毕业，离校前收到了《满族文学》杂志主编王中和老师的信，他告诉我小说留用了，我给他写信叫他把样刊和稿费寄到我的新工作单位阿旗政协。

    这篇小说是在《满族文学》1987年1期上发表的，王中和老师在给我寄样刊的同时，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那篇小说写得如何好，希望能再给他们写一篇。我因为到了行政机关工作，工作很忙，加之对于文学创作已经淡漠，就没有给他回信，当然也没有小说给他寄。

    过了两年，我已经习惯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了，寂寞的生活又唤起了我的写作的欲望，就把新写出的一篇小说寄给了他。我想他也许早把我忘了。时间不长，他给我回了信，说小说写得不错，留用了。这篇小说发表在《满族文学》1989年8期上，他给我寄来样刊时同样嘱咐我继续给他们写稿儿。

    行政机关的杂事让人的上进心一点点磨掉。不知不觉又过去两年，我再一次给王中和老师寄去小说时，我想这一次他肯定不记得我了，但很快我的小说又被发表出来，他依然是那么热情地约我给他们写稿子，我受了感动，再没有间断给他们写小说。

    在王中和当主编的任上，我一共在《满族文学》上发表八篇小说。他退休后，我给他打过两次电话，说了好长时间，我为这个从没有见过面的编辑对我的看重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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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安

     1991年的春天我到北京学习，因为我寄给《北京文学》的一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留用，一直没有发表出来，我惦记着，就趁学习之余到《北京文学》看望给我写信的编辑兴安。

    《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一个中学的院子里，屋子很挤，几个编辑的桌子紧靠着，桌子旁边还有一张乒乓球案子。

    接了我的电话的兴安在编辑部里等着我，屋子里只有他和一个女编辑。我们坐在桌子旁说话，怕影响那个女编辑编辑稿子，我们两个尽量压低声音，中间还进来几个学生要打乒乓球，被兴安撵了出去，我想，一个全国闻名的编辑部就是这么一个办公条件？他说起了我刚刚发表在《北方文学》上又被《小说月报》转载的小说《辘轳乡》，他说我那篇被留用的小说不会有问题，一定会刊出。我们说了近一个小时。

    我回到工作单位不久，他把我那篇被他们留用的小说退了回来，他说是终审没有通过，让我再寄一篇近似《辘轳乡》那样的小说，我就把刚写出的《辘轳绳》寄给了他，他很快回了信，说小说写得非常好，马上就会发表。小说在《北京文学》头条发表后，我就忘记了。

    到了1992年，我突然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故事报》1992年19期，是把我的小说《辘轳绳》转载了。到了年末，兴安给我打电话，问我又写了什么？并说我的《辘轳绳》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91年短篇小说选选载了，我先以为他说的是《文学故事报》，他说是一本书，我才知道是一本年鉴性质的书转载了我的小说。

     那是我最后一次同兴安老师通电话。

曲圣文

    1991年的夏天，我给辽宁大连的《海燕》杂志写信，寻问我寄给他们的一篇小说结果如何？回信的编辑是曲圣文老师，他说他刚接手小说编辑，没有在前任留下的稿子里找到我的小说，他说他看过我的“辘轳系列”小说，他要我再寄一篇，一定认真处理。

    我听说稿子丢了，有些失望，这样的编辑部再寄一篇发表的可能性不大，我就信心不足地把退过多次、又在桌箱放了好长时间的小说《山民》寄给了他。

    曲圣文接到这篇小说后，回信说他们将在头条位置发表这篇小说，并要我给他寄一幅生活照，他们要在刊物的封二上刊登。我把照片寄给他后，《海燕》1991年11期在头条位置上发表了我的小说《山民》，封二上刊登了我的照片。接下来《海燕》杂志还发表了我这篇小说的评论。

    本来我可以接着给他写下去的，但因为工作的繁忙和发生的工作调动，我没有再给他寄小说。后来我工作稳定了，我又给他寄了一篇小说，他很快到发表出来。

    他给我写信，说他们办刊宗旨有变化，约我写情感方面的小说，我给他写了两篇，他在1999年的杂志重要位置上一年连续发表了我两篇小说，其中的一篇《告诉你一个秘密》被别的报刊转载过。